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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废山行疲荦确,尚能村醉舞淋浪

发布时间:2022-09-27 20:47:08

原文賞析:
霜風漸欲作重陽,熠熠溪邊野菊香。
久廢山行疲荦确,尚能村醉舞淋浪
獨眠林下夢魂好,回首人間憂患長。
殺馬毀車從此逝,子來何處問行藏。
拼音解讀
shuāng fēng jiàn yù zuò zhòng yáng ,yì yì xī biān yě jú xiāng 。
jiǔ fèi shān háng pí luò què ,shàng néng cūn zuì wǔ lín làng
dú mián lín xià mèng hún hǎo ,huí shǒu rén jiān yōu huàn zhǎng 。
shā mǎ huǐ chē cóng cǐ shì ,zǐ lái hé chù wèn háng cáng 。
※提示:拼音爲程序生成,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準确。

相關翻譯

  《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》共有兩首,這是其中的第二首。這組詩是1074年(熙甯七年)八、九月間,蘇轼将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。是年,蘇轼三十九歲。他的弟弟蘇轍(字子由)時任齊州掌書記,在濟南。《鹹淳臨安志》:“浮雲嶺,在于潛縣南二十五裏。”(于潛,浙江境内的縣,在臨安西,位于分水港支流上。)蘇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,年年都有水旱災害,所謂“止水之禱未能逾月,又以旱告矣”(《祈雨吳山》)。1074年,京城以東因幹旱鬧蝗災,“餘波及于淮浙”(《上韓丞相論災傷書》)。蘇轼因捕蝗至于潛,作此二詩寄給蘇轍,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。

  這一首着重寫山行疲苦之感。一二句點明時令、景物。重陽将近,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。三四句紀行。蘇轼久不登山,這次爲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,深感疲苦不堪;然而他正處在壯年,豪情未減,偶爾喝一杯村酒,仍覺得精力有餘。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。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。夜晚,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,一天的疲勞,暫時忘卻,頓覺寵辱不驚,夢魂安穩;然而,這片刻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:那時局的動蕩,黨派的傾軋,仕途的艱險,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,他奔走呼號、欲訴無門的憤懑……這一切,湧上心來。詩人用“人間憂患長”五字加以概括,表達了自己的感慨。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。全詩經此兩度抑揚,聲情跌宕,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,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。

  結尾緊承“人間憂患長”意,他想到此時這種疲于奔走、形同厮役的處境,忿忿然說: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,從此遁去,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,不必再去管它,你也用不着再來和我讨論了!《後漢書·周燮傳》載:,一個叫馮良的人,三十歲,爲縣尉,奉命去迎接上官,他“恥在厮役,因毀車馬、裂衣冠”遁去,跑到犍爲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。家裏人滿以爲他死了,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。蘇轼用此事,也和此時山行疲苦、情緒不好有關。“用之則行,舍之則藏”,這是孔子的教訓。在封建社會裏,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。蘇轼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。兩年多以前,蘇轼在《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》詩中就說:“眼前時事力難任,貪戀君恩去未能。”說他不願奉行新法,隻是由于貪戀君恩,未能決然引去。在捕蝗事後不久,蘇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《沁園春》詞又說:“用舍由時,行藏在我,袖手何妨閑處看。”認爲出仕或歸隐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,天秤偏到那一端了。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“理蝗餘”的積極态度表面上矛盾,其實不然。在蘇轼的思想上,爲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爲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。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。《烏台詩案》提到“獨眠林下”這四句詩時,蘇轼自己解釋說:“意謂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,煩雜不可辦,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。”這正是蘇轼的痛苦所在。王安石的變法在曆史上是一種進步,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;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,給農民帶來了不利。因此,不能因爲蘇轼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。這兩首詩,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。

 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擊,抑揚頓挫,感慨遙深,用事精切,寫出了内心深處的難言之情,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,所以特别真切動人。

相關賞析

  《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》共有兩首,這是其中的第二首。這組詩是1074年(熙甯七年)八、九月間,蘇轼将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。是年,蘇轼三十九歲。他的弟弟蘇轍(字子由)時任齊州掌書記,在濟南。《鹹淳臨安志》:“浮雲嶺,在于潛縣南二十五裏。”(于潛,浙江境内的縣,在臨安西,位于分水港支流上。)蘇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,年年都有水旱災害,所謂“止水之禱未能逾月,又以旱告矣”(《祈雨吳山》)。1074年,京城以東因幹旱鬧蝗災,“餘波及于淮浙”(《上韓丞相論災傷書》)。蘇轼因捕蝗至于潛,作此二詩寄給蘇轍,以抒發自己的抑郁之情。

  這一首着重寫山行疲苦之感。一二句點明時令、景物。重陽将近,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。三四句紀行。蘇轼久不登山,這次爲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,深感疲苦不堪;然而他正處在壯年,豪情未減,偶爾喝一杯村酒,仍覺得精力有餘。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。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。夜晚,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,一天的疲勞,暫時忘卻,頓覺寵辱不驚,夢魂安穩;然而,這片刻的安閑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:那時局的動蕩,黨派的傾軋,仕途的艱險,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,他奔走呼號、欲訴無門的憤懑……這一切,湧上心來。詩人用“人間憂患長”五字加以概括,表達了自己的感慨。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。全詩經此兩度抑揚,聲情跌宕,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,并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。

  結尾緊承“人間憂患長”意,他想到此時這種疲于奔走、形同厮役的處境,忿忿然說: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,從此遁去,至于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,不必再去管它,你也用不着再來和我讨論了!《後漢書·周燮傳》載:,一個叫馮良的人,三十歲,爲縣尉,奉命去迎接上官,他“恥在厮役,因毀車馬、裂衣冠”遁去,跑到犍爲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。家裏人滿以爲他死了,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。蘇轼用此事,也和此時山行疲苦、情緒不好有關。“用之則行,舍之則藏”,這是孔子的教訓。在封建社會裏,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。蘇轼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。兩年多以前,蘇轼在《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》詩中就說:“眼前時事力難任,貪戀君恩去未能。”說他不願奉行新法,隻是由于貪戀君恩,未能決然引去。在捕蝗事後不久,蘇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《沁園春》詞又說:“用舍由時,行藏在我,袖手何妨閑處看。”認爲出仕或歸隐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,天秤偏到那一端了。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“理蝗餘”的積極态度表面上矛盾,其實不然。在蘇轼的思想上,爲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爲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。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。《烏台詩案》提到“獨眠林下”這四句詩時,蘇轼自己解釋說:“意謂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,煩雜不可辦,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。”這正是蘇轼的痛苦所在。王安石的變法在曆史上是一種進步,但新法本身并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;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,給農民帶來了不利。因此,不能因爲蘇轼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。這兩首詩,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。

  這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沖擊,抑揚頓挫,感慨遙深,用事精切,寫出了内心深處的難言之情,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,所以特别真切動人。

作者介紹

久廢山行疲荦确,尚能村醉舞淋浪蘇轼(1037─1101)宋代文學家、書畫家。字子瞻,號東坡居士,世稱蘇東坡。眉州眉山(今屬四川)人。出身于有文化教養的寒門地主家庭。祖父蘇序是詩人,父蘇洵長于策論,母程氏親授以書。嘉祐二年(1057)參加禮部考試,中第二名。仁宗殿試時,與其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。因母喪回蜀。嘉祐六年(1061)經歐陽修推薦,應中制科第三等,被任命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。任期滿後值父喪歸裏。熙甯二年(1069)還朝任職,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時期。他強調改革吏治,反對驟變。認爲「慎重則必成,輕發則多敗。」因意見未被采納,請求外調,從熙甯四年(1071)起,先後任杭州通判,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知州。每到一處,多有政績。元豐二年(1079),禦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蘇轼詩句深文周納,羅織罪名,以謗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獄。5個月後被貶黃州爲團練副使。元豐八年(1094)哲宗立,任用司馬光,廢除新法。蘇轼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知制诰等職,由于與當政者政見不合,再次請調外任。先後任杭州、颍州、揚州知州。後遷禮部兼端明殿、翰林待讀兩學士。紹聖元年(1094)哲宗親政後,蘇轼又被一貶再貶,由英州、惠州,一直遠放到儋州(今海南儋縣)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徽宗即位,才遇赦北歸。死于常州。宋孝宗時追谥文忠。蘇轼政治上幾經挫折,始終對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執着的追求。他的思想主體是儒家思想,又吸收釋老思想中與儒家相通的部分,保持達觀的處世态度。文學主張與歐陽修相近。要求有意而言,文以緻用。重視文學的藝術價值。蘇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,文學巨匠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其文縱橫恣肆,其詩題材廣闊,清新豪健,善用誇張、比喻,獨具風格。詞開豪放一派,與辛棄疾并稱「蘇辛」。創作以詩歌爲多,計)2700餘首,題材豐富多樣。詩中表現了對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的關切,特别是對農民的同情。如《荔枝歎》、《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》、《五禽言》、《吳中田婦歎》等。描寫自然景物的詩寫得精警有新意,耐人尋味。如《有美堂暴雨》、《題西林壁》等。詩歌還反映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畫面,無事不可入詩。寫物傳神,奔放靈動,觸處生春,極富情韻,成一代之大觀。散文成就很高,爲唐宋八大家之一,談史議政的文章氣勢磅礴,善于騰挪變化。叙事記遊的散文既充滿詩情畫意,又深含理趣。《喜雨亭記》、《石鍾山記》、前後《赤壁賦》是其代表作品。詞作多達三百四五十首,突破了相思離别、男歡女愛的藩籬,反映社會現實生活,抒寫報國愛民的情懷。「無意不可入,無事不可言」,包括對農民生活的表現。詞風大多雄健激昂,頓挫排宕。語言和音律上亦有創新。「指出向上一路,而新天下耳目」。在詞的發展史上開創了豪放詞派。代表作品有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、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、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等。愛情詞、詠物詞均有佳作,表現出多樣化的藝術風格。傳世有《東坡全集》、《東坡樂府》。
原文赏析:
霜风渐欲作重阳,熠熠溪边野菊香。
久废山行疲荦确,尚能村醉舞淋浪
独眠林下梦魂好,回首人间忧患长。
杀马毁车从此逝,子来何处问行藏。
拼音解读
shuāng fēng jiàn yù zuò zhòng yáng ,yì yì xī biān yě jú xiāng 。
jiǔ fèi shān háng pí luò què ,shàng néng cūn zuì wǔ lín làng
dú mián lín xià mèng hún hǎo ,huí shǒu rén jiān yōu huàn zhǎng 。
shā mǎ huǐ chē cóng cǐ shì ,zǐ lái hé chù wèn háng cáng 。
※提示:拼音为程序生成,因此多音字的拼音可能不准确。

相关翻译

  《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》共有两首,这是其中的第二首。这组诗是1074年(熙宁七年)八、九月间,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。是年,苏轼三十九岁。他的弟弟苏辙(字子由)时任齐州掌书记,在济南。《咸淳临安志》:“浮云岭,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。”(于潜,浙江境内的县,在临安西,位于分水港支流上。)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,年年都有水灾害,所谓“止水之祷未能逾月,又以旱告矣”(《祈雨吴山》)。1074年,京城以东因干旱蝗灾,“余波及于淮浙”(《上韩丞相论灾伤书》)。苏轼因捕蝗至于潜,作此二诗寄给苏辙,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。

 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。一二句点明时令、景物。重阳将近,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。三四句纪行。苏轼久不登山,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,深感疲苦不堪;然而他正处在壮年,豪情未减,偶尔喝一杯村酒,仍觉得精力有余。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。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。夜晚,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,一天的疲劳,暂时忘却,顿觉宠辱不惊,梦魂安稳;然而,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:那时局的动荡,党派的倾轧,仕途的艰险,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,他奔走呼号、欲诉无门的愤懑……这一切,涌上心来。诗人用“人间忧患长”五字加以概括,表达了自己的感慨。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。全诗经此两度抑扬,声情跌宕,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,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。

  结尾紧承“人间忧患长”意,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、形同厮役的处境,忿忿然说: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,从此遁去,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,不必再去管它,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!《后汉书·周燮传》载:,一个叫冯良的人,三十岁,为县尉,奉命去迎接上官,他“耻在厮役,因毁车马、裂衣冠”遁去,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。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,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。苏轼用此事,也和此时山行疲苦、情绪不好有关。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这是孔子的教训。在封建社会里,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。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,苏轼在《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》诗中就说:“眼前时事力难任,贪恋君恩去未能。”说他不愿奉行新法,只是由于贪恋君恩,未能决然引去。在捕蝗事后不久,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《沁园春》词又说:“用舍由时,行藏在我,袖手何妨闲处看。”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,天秤偏到那一端了。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“理蝗余”的积极态度表面矛盾,其实不然。在苏轼的思想上,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。《乌台诗案》提到“独眠林下”这四句诗时,苏轼自己解释说:“意谓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,烦杂不可办,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。”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。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,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;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,给农民带来了不利。因此,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。这两首诗,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。

 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,抑扬顿挫,感慨遥深,用事精切,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,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。

相关赏析

  《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》共有两首,这是其中的第二首。这组诗是1074年(熙宁七年)八、九月间,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。是年,苏轼三十九岁。他的弟弟苏辙(字子由)时任齐州掌书记,在济南。《咸淳临安志》:“浮云岭,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。”(于潜,浙江境内的县,在临安西,位于分水港支流上。)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,年年都有水旱灾害,所谓“止水之祷未能逾月,又以旱告矣”(《祈雨吴山》)。1074年,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,“余波及于淮浙”(《上韩丞相论灾伤书》)。苏轼因捕蝗至于潜,作此二诗寄给苏辙,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。

 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。一二句点明时令、景物。重阳将近,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。三四句纪行。苏轼久不登山,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,深感疲苦不堪;然而他正处在壮年,豪情未减,偶尔喝一杯村酒,仍觉得精力有余。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。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。夜晚,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,一天的疲劳,暂时忘却,顿觉宠辱不惊,梦魂安稳;然而,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:那时局的动荡,党派的倾轧,仕途的艰险,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,他奔走呼号、欲诉无门的愤懑……这一切,涌上心来。诗人用“人间忧患长”五字加以概括,表达了自己的感慨。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。全诗经此两度抑扬,声情跌宕,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,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。

  结尾紧承“人间忧患长”意,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、形同厮役的处境,忿忿然说: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,从此遁去,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,不必再去管它,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!《后汉书·周燮传》载:,一个叫冯良的人,三十岁,为县尉,奉命去迎接上官,他“耻在厮役,因毁车马、裂衣冠”遁去,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。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,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。苏轼用此事,也和此时山行疲苦、情绪不好有关。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这是孔子的教训。在封建社会里,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。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。两年多以前,苏轼在《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》诗中就说:“眼前时事力难任,贪恋君恩去未能。”说他不愿奉行新法,只是由于贪恋君恩,未能决然引去。在捕蝗事后不久,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《沁园春》词又说:“用舍由时,行藏在我,袖手何妨闲处看。”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,天秤偏到那一端了。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“理蝗余”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,其实不然。在苏轼的思想上,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。《乌台诗案》提到“独眠林下”这四句诗时,苏轼自己解释说:“意谓新法青苗、助役等事,烦杂不可办,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。”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。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,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;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,给农民带来了不利。因此,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。这两首诗,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。

 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,抑扬顿挫,感慨遥深,用事精切,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,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,所以特别真切动人。

作者介绍

久废山行疲荦确,尚能村醉舞淋浪苏轼(1037─1101)宋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。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人。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寒门地主家庭。祖父苏序是诗人,父苏洵长于策论,母程氏亲授以书。嘉祐二年(1057)参加礼部考试,中第二名。仁宗殿试时,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。因母丧回蜀。嘉祐六年(1061)经欧阳修推荐,应中制科第三等,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。任期满后值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(1069)还朝任职,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。他强调改革吏治,反对骤变。认为「慎重则必成,轻发则多败。」因意见未被采纳,请求外调,从熙宁四年(1071)起,先后任杭州通判,密州、徐州湖州知州。每到一处,多有政绩。元丰二年(1079),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,罗织罪名,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。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。元丰八年(1094)哲宗立,任用司马光,废除新法。苏轼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,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,再次请调外任。先后任杭州、颍州、扬州知州。后迁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待读两学士。绍圣元年(1094)哲宗亲政后,苏轼又被一贬再贬,由英州、惠州,一直远放到儋州(今海南儋县)。直到元符三年(1100)徽宗即位,才遇赦北归。死于常州。宋孝宗时追谥文忠。苏轼政治上几经挫折,始终对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执着的追求。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,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与儒家相通的部分,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。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相近。要求有意而言,文以致用。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。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,文学巨匠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其文纵横恣肆,其诗题材广阔,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独具风格。词开豪放一派,与辛弃疾并称「苏辛」。创作以诗歌为多,计)2700余首,题材丰富多样。诗中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,特别是对农民的同情。如《荔枝叹》、《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》、《五禽言》、《吴中田妇叹》等。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写得精警有新意,耐人寻味。如《有美堂暴雨》、《题西林壁》等。诗歌还反映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,无事不可入诗。写物传神,奔放灵动,触处生春,极富情韵,成一代之大观。散文成就很高,为唐宋八大家之一,谈史议政的文章气势磅礴,善于腾挪变化。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,又深含理趣。《喜雨亭记》、《石钟山记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是其代表作品。词作多达三百四五十首,突破了相思离别、男欢女爱的藩篱,反映社会现实生活,抒写报国爱民的情怀。「无意不可入,无事不可言」,包括对农民生活的表现。词风大多雄健激昂,顿挫排宕。语言和音律上亦有创新。「指出向上一路,而新天下耳目」。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。代表作品有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、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、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。爱情词、咏物词均有佳作,表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。传世有《东坡全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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