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展工‘书记’ 我挺你！！

昨天，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與全省社科專家座談。盧展工說，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進城務工人員一個很大的歧視，呼籲取消這個稱呼，可以改稱爲合同工或臨時工。此前，盧展工在福建工作時就呼籲，到河南工作後還經常呼籲，盡量不要用農民工這個概念。 盧展工以一省之書記的身份，敢于站出來爲農民工的遭遇打抱不平，這種人文關懷精神令人感佩，它将有力地引導社會重新審視農民工的社會地位，給予更多的尊重。但是，假如直接把農民工改稱爲"合同工"、"臨時工"，甚至稱爲"科學家"，或者幹脆稱之爲萬衆矚目的"書記"，果真能改變城裏人對農民工的歧視嗎？農民工又能從中體會到尊嚴感上升嗎？或者，如果把"公務員"改稱爲"農民工"，他們的社會地位會因此而下降甚至遭到歧視嗎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其實，農民工的歧視感并非緣于虛名，而在于實利。農民工的經濟地位長期處于城市的底層，"身上無衣被人欺"，遭到城市部分素質低下者的歧視是在所難免的，這種現象在每一個國家曾經存在過。但筆者以爲，改變稱謂的做法其實于事無補。就像一個人被别人看不起了，重新改個名後仍無法改變其社會評價一樣。農民工的稱謂自上世紀誕生後，便在很多城市裏一直延用至今。期間，陸續有部分城市爲了表達對農民工的尊重，改稱其爲外來建設者，并出台了不少改善農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。人們不難看到，上世紀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現在相比，已經不可同年而語了，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正逐步上升，乃大勢所趨。這也是衆多農民工在受到侵犯後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權益的主要原因，還有更多的農民工敢于在城裏争取自己的合理權益。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，在社會利益分配過程中，農民工仍處于不利地位，他們的很多遭遇仍然無法得到切實改善，比如低薪、欠薪、養老保障水平較低等。筆者相信，即使他們的稱謂改變了，這種狀況仍将存在。假如将農民工改爲"合同工"、"臨時工"，或者稱爲"書記"，難道無良老板就會怕他們而停止侵害嗎？或者說，改換成一個美麗的稱謂後，企業就會爲他們加薪嗎？這種想法當然是天方夜譚。

要想真正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，改變其稱謂當然是方法之一，但最好的方法，當從大處着眼，小處下手，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定完善的農民工制度後，逐步增加農民工在社會生産環節中合理的利益分配，不斷提高其經濟地位，進而實現和城裏人同工同酬同福利的願景。否則，即使把農民工改稱爲"總統"，換個高級馬甲，仍将無法改善其被歧視的地位。

文章摘編如下：

在每年一次與社會科學界專家的座談會上，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認爲，“農民工”這個稱呼帶有歧視性，他呼籲取消這個稱呼。由一位省委書記提出此一論題，無疑加重了其份量。盧展工的有關談話，使中國這個擁有逾兩億人的龐大群體又一次進入國人視線的焦點。

盧展工指“農民工”稱呼帶有歧視性的根據是，“工、農、商、學、兵，是以職業來劃分的。在這五個職業當中，哪有一出生就是工人的？哪有一出生就是商人的？唯獨農民，一出生就是農民，以後不管幹什麽，隻要是農村戶籍就都是‘農民’。”盧展工還說，“農民當了工人還稱其爲‘農民工’，工人就是工人，農民就是農民，怎麽是農民工人？農民工這個稱呼，是對農民的極大不公。”

盧展工說，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應該跟上了，河南是人口大省，農村勞動力務工者居多，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，河南要帶頭。看來，這位省委書記難以接受這種稱謂存在下去。

是什麽原因造成這個怪稱呢？盧展工一針見血指出，“戶籍制度是始作俑者，隻要農民頭上戴着‘農村戶籍’的頭銜，不管在哪裏都是被稱作農民。”那麽，用什麽名稱代替“農民工”才恰當呢？又或者如何才可消除産生“農民工”名稱的基礎呢？确實值得思考。

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産物，改革開放前稱爲“民工”和“外來工”(外來務工人員的簡稱)。早期民工工作時離土不離鄉或短期離鄉；“農民工”這個稱謂，是在改革開放後大量農民工進城後才出現的，他們的特點是長期在城裏工作。“外來工”帶有地方色彩，是打工地的居民對他們的稱呼。無論哪種稱謂，都帶有過渡性質，很難準确代表他們的身份。

戶籍制是産生農民工稱謂的基礎，隻要仍存在農村戶籍與城市戶籍之分，就仍會有“農民工”之稱。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，大多從事體力勞動，工作和生活條件較差，權利保障不足，處在社會的最底層。農民工擁有“農民”和“工人”兩種“職業”身份，長期在城鄉之間奔波流動，從1978年至今，時間達30多年，人數達2億多，這是需要改變的不正常的現象。農民工群體爲改革開放、城市建設作出了犧牲與貢獻，也應該分享到相應的成果與待遇，包括改革城市戶籍制度，有序地接納他們落戶城市。

目前，中國社會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進程中，爲改革戶籍制度、吸納農民工轉戶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機遇。一些城市已開始有關試驗，收到一定效果。重慶據報做得不錯，農民工轉戶進行得非常和諧，轉戶既促進了農民工的待遇改善，又促進了重慶城市化進程，促進了城鄉和諧一體化。重慶市長黃奇帆自豪地說，“重慶農民工轉戶的實踐，可作爲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借鑒與示範，這是當然的。”他說，城市化的進程，是農民轉化爲市民的過程，不能過幾十年不需要這些農民了，就把他們遣散回家，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是不健康、不正常的，違反國際慣例原則，違反市場原則，也違反公平正義的原則。

目前，中國的城市化率隻達50%左右，中國農民工城市化進程至少可持續30年。這個過程将成爲中國經濟轉型與擴大内需的強大動力。可以預見，随着戶籍制度的改革與農民工大量地轉爲城市人口，農民工這個别扭的稱呼也會逐漸退出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