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于此艺亦云至，堆墙败笔如山丘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
出自宋代蘇轼的《石蒼舒醉墨堂》

人生識字憂患始，姓名粗記可以休。何用草書誇神速，開卷惝恍令人愁。我嘗好之每自笑，君有此病何年瘳。自言其中有至樂，适意無異逍遙遊。近者作堂名醉墨，如飲美酒銷百憂。乃知柳子語不妄，病嗜土炭如珍羞。君于此藝亦雲至，堆牆敗筆如山丘。興來一揮百紙盡，駿馬倏忽踏九州。我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信手煩推求。胡爲議論獨見假，隻字片紙皆藏收。不減鍾張君自足，下方羅趙我亦優。不須臨池更苦學，完取絹素充衾裯。

譯文　　人的一生憂愁苦難是從識字開始的，因此，隻要能寫能認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。更何況用草書來誇耀書法的神奇和快速，讓人看了模糊恍惚令人發愁。我每每自笑曾經愛好草書，不想你也有這個“毛病”，不知道哪年才能病愈？還說這裏面有什麽最大的快樂，非常稱心合意，和莊子的逍遙遊沒有什麽不同。最近，先生建造了醉墨堂，就像啜飲美酒能消愁銷除煩惱一樣。看先生這個樣子，我才領會到柳宗元說得不錯：嗜好土炭的病人吃起土炭就像美味佳肴一樣。先生在書法藝術也可以說達到了最高境界，用壞的筆堆在牆邊像山丘一樣高。興緻來時，揮動筆墨多少紙都用得完，就好像駿馬一轉眼就踏遍九州大地。我的書法都是憑借想象力創造

造的，本來就沒有什麽章法，一點一畫随手寫來，也懶得去仔細推敲琢磨。爲什麽我的随口議論獨獨被先生所容納，就連隻字片紙也會收藏起來？如果用“不低于鍾繇、張芝”來評價先生，先生完全當得起；如果用“向下和羅晖、趙襲差不多”來評價我，我似乎還要好些。從今後，先生不用再像張芝那樣臨池苦學，池水盡黑了；那些未曾染色的白絹與其先寫字後再染色做衣服，不如直接拿來做被褥床帳。

注釋石蒼舒：字才美，京兆（即長安）人，善草隸書。人稱“草聖三昧”。據載，項羽年輕時候，曾對他叔父說：寫字隻要能記姓名就夠了，不必再學下去了。蘇轼化用其語。惝恍（chǎng huǎng）：模糊不清，這裏形容草書變化無端。瘳（chǒu）：病愈。至樂：與下句的“逍遙遊”，都是《莊子》中的篇名，這裏用其字面含義。至樂，最大最高層次的快樂。柳子：柳宗元。意造：以意爲之，自由創造。推求：指研究筆法。假：寬容，這裏是作者的自謙。鍾張：指鍾繇、張芝，皆漢末名書法家。方：比。 羅趙：羅晖、趙襲，皆漢末書法家。這兩句說：石蒼舒的書法是可以與鍾、張相比，我的書法也比羅、趙略勝一籌。

　　石蒼舒字才美（蘇轼詩集作“才翁”），長安人。擅長草書、隸書書法，人稱得“草聖三昧”。蘇轼由開封

至鳳翔，往返經過長安，必定到他家。1068年（熙甯元年），蘇轼鳳翔任滿還朝，在石家過年。他藏有褚遂良《聖教序》真迹，堂取名“醉墨”，邀蘇轼作詩。蘇轼回到汴京，寫了這首詩寄給他。

　　蘇轼是大書法家，有多篇詩談到書法。像《鳳翔八觀》裏的《石鼓文》、《次韻子由論書》、《孫莘老求墨妙亭詩》和這首《石蒼舒醉墨堂》，都是脍炙人口的。那幾首詩都涉及論書，而這首詩純粹從虛處落筆，尤其特殊。

　　這是蘇轼早期的七古名篇。他後來的七古中常見辯口懸河、才華橫溢的特色，這首即是這種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現。堂名“醉墨”就很出奇，詩也就在這名字上翻騰。

　　起首明要恭維石蒼舒草書出衆，卻偏說草書無用，根本不該學。這種反說的方式前人稱爲“罵題格”。

　　第一句是充滿牢騷的話。這些牢騷是和蘇轼那段時期的感受分不開的。在鳳翔的前期，知府宋選對他很照顧。後來宋選離任，由陳希亮接任。陳希亮對下屬冷冰冰的，又好挑剔，甚至蘇轼起草的文字，他總要橫加塗抹。蘇轼對此很不滿，在詩裏也有所表現，如《客位假寐》。蘇轼到了京城，正值王安石爲參知政事，主張變更法度，蘇轼也不滿意，以緻後來因此而遭放逐。這時雖未到和王安石鬧翻的地步，但心裏有牢騷，所以借這首詩沖

口而出。這句話表面上不怎麽樣，但把“憂患”的根源歸于“識字”，是有點驚人的。至于“憂患”到底何在，作者卻一點即收，使讀者自己領會。古人輕視識字的，要數項羽最有名氣。他認爲字不過用來記記姓名，不值得學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作者巧妙地用了項羽這個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。開頭說，識字本是多餘的事，更何況認草字；寫草字，又寫得龍飛鳳舞，讓人打開卷子一看驚歎不己，那就更不對了。“惝恍”二字形容草書的變化無端。“令人愁”明貶暗褒。這兩句緊緊呼應下文“興來”二句。這四句破空而來，合寫兩人而側重對方。

　　五六二句從詩人到對方，在章法中是轉換之處。蘇轼是書法家，《次韻子由論書》一開始就說：“我雖不善書，曉書莫如我。”用“我嘗好之”對比“君有此病”，也是明貶暗褒。“病”指其好之成癖，暗伏對方草書功力之深，引出下面六句正面點明“醉墨”的旨趣。七八兩句把《莊子》兩個篇名用來贊美對方草書功力之深。九、十兩句正面點明以“醉墨”來命名的用意，十一、十二兩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應“君有此病何能瘳”，看似批評，實是誇獎。孔子說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”樂之不倦，造詣必深。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贊美。這四句極有層次

，首句總提，次句暗用前人“筆冢”（如王羲之、智永、懷素等）的故事寫其用力之勤。接下來寫其造詣之深，這是用力之勤的結果。這兩句又和篇首“神速”句呼應，一正寫，一比喻。條理井然，語言飛動。

　　“我書”四句回到詩人自己，呼應上文“我嘗好之”句。詩人先謙稱自己的書法“本無法”，即不合規矩，“點畫”句和“惝恍”句相應。接下兩句反問石蒼舒爲何對他的書法如此偏愛，表面上是詩人自我否定，實有自負書法之意。如果正寫就顯得乏味，而且易流爲詩人的自我吹噓，用反诘語氣來表現，供人回味，深得立言之體。懷素說：“王右軍雲，吾真書過鍾而草不減張。仆以爲真不如鍾，草不及張。”“不減鍾張”句即翻用這個典故贊美石蒼舒。漢末張芝（伯英）和羅晖（叔景）、趙襲（元嗣）并稱，張伯英自稱：“上比崔杜不足，下方羅趙有餘。”（見《晉書·衛恒傳》）“下方羅趙”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“我書”。張芝人稱“草聖”，《三國志·魏書·韋誕傳》注說，張芝家裏的衣帛，必定先用來寫字，然後才染色做衣服。他臨池學書，每天在池裏洗筆，池水都成黑色了。結尾兩句，詩人又反用此典回應篇首四句，既點到了石蒼舒，又點到了自己。這四句都用寫字的典故，出神入化而又緊扣主題。

　　這首七古體現出蘇轼的作詩本領。趙克宜評價說：“絕無工句可摘，而氣格老健，不餘不欠，作家本領在此。”所謂不餘不欠，就是既把題意說透，又沒有多餘的話。這正是蘇轼風格的特色。善于在别人難于下筆之處着墨，把叙事議論抒情完全熔爲一爐。語言形象生動，結構波瀾起伏，正說反說，忽擒忽縱，意之所向，無隐不達。如同天馬行空，去來無迹；細加尋繹，卻又綱舉目張，脈絡分明。正如作者所說的畫竹之妙：“交柯亂葉動無數，一一皆可尋其源。”（《王維吳道子畫》）至于使用典故，更是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，體現了作者廣博的學識。

　　蘇轼對于書法技藝的看法是「由技入道」，追求無意的境界，但此一境界必須由積學勤練而得，詩中有「堆牆敗筆如山丘」、「興來一揮百紙盡」便是積學勤練的過程，「我書意造本無法」則是所達到的境界。《蘇轼文集》卷六十九〈評草書〉：「書初無意于佳，乃佳耳。

　　草書雖是積學乃成，然要是出于欲速。古人雲：『匆匆不及，草書』，此語非是。若『匆匆不及』，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。此弊之極，遂至于周越、仲翼，無足怪者。吾書雖不甚佳，然自出新意，不踐古人，是一快也。」最足以作爲證明。

　　此詩作于宋仁宗熙甯二年（1069年），蘇轼時

年三十四歲。蘇轼由開封至鳳翔，往返經過長安，必定到石蒼舒家。熙甯元年（1068年），蘇轼鳳翔任滿還朝，在石家過年。他藏有褚遂良《聖教序》真迹，堂取名“醉墨”，邀蘇轼作詩。蘇轼回到汴京，寫了這首詩寄給他。

蘇轼（1037－1101），北宋文學家、書畫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。漢族，四川人，葬于颍昌（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郏縣）。一生仕途坎坷，學識淵博，天資極高，詩文書畫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，明白暢達，與歐陽修并稱歐蘇，爲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；詩清新豪健，善用誇張、比喻，藝術表現獨具風格，與黃庭堅并稱蘇黃；詞開豪放一派，對後世有巨大影響，與辛棄疾并稱蘇辛；書法擅長行書、楷書，能自創新意，用筆豐腴跌宕，有天真爛漫之趣，與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并稱宋四家；畫學文同，論畫主張神似，提倡“士人畫”。著有《蘇東坡全集》和《東坡樂府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