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思古人,伊郑之侨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发布时间:2019-08-13 04:08:53
出自唐代韓愈的《子産不毀鄉校頌》
我思古人,伊鄭之僑。以禮相國,人未安其教;遊于鄉之校,衆口嚣嚣。或謂子産:“毀鄉校則止。”曰:“何患焉?可以成美。夫豈多言,亦各其志:善也吾行,不善吾避;維善維否,我于此視。川不可防,言不可弭。下塞上聾,邦其傾矣。”既鄉校不毀,而鄭國以理。
在周之興,養老乞言;及其已衰,謗者使監。成敗之迹,昭哉可觀。
維是子産,執政之式。維其不遇,化止一國。誠率此道,相天下君;交暢旁達,施及無垠,於虖!四海所以不理,有君無臣。誰其嗣之?我思古人!
鑒賞子産不毀鄉校和周厲王監謗的故事,人們都不陌生。但韓愈卻在他的《子産不毀鄉校頌》中把二者聯系起來,加以對照。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,而且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曆史教訓。
春秋時,“鄭人遊于鄉校,以論執政”。當時執政的是子産,他以禮法綱紀治國,進行了一些大膽改革。這就招緻一些人的不滿,批評,甚至攻擊。有人建議毀鄉校,子産堅決反對。他說:“夫人朝夕退而遊焉,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,吾則行之;其所惡者,吾則改之;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?我聞忠善以損怨,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?然猶防川,大決所犯,傷人必多,吾不克救也;不如小
小決使道(同導),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(見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)
子産對别人的批評采取的這種态度,是完全正确的,用現在的觀點來分析,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。兩千多年前的子産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認識,是十分難能的。孔子對子産的作法也十分贊賞。據《左傳》記載:“仲尼聞是語(指上述子産的話)也,曰:‘以是觀之,人謂子産不仁,吾不信也。’”孔子把仁當作崇高的政治、倫理道德的标準,從不輕易以仁許人,現在居然據此即稱子産爲仁。這說明孔子認爲這種作法就是仁的一種表現,爲什麽呢?因爲這種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學說是一緻的。孔子的所謂中庸,并不是要人們對人處事不分是非,模棱兩可。對于那種巧言令色的佞人、鄉願,孔子是非常鄙視的。孔子的所謂中庸,就是“執其兩端,用其中于民。”(《禮記·中庸》)孔子曾經說過: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禮,……事執其中。”(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)中庸學說承認事物存在着對立的兩端,互相矛盾,又互相聯結,應取長補短,以得其中,否則就會“過猶不及”(《論語·先進》)。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過了界限(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“度”),就要求使兩端(即矛盾的雙方)都能及時暴露出來,使人們及時了
解,采取措施,否則就會使問題堆積起來,變得積重難返,甚或釀成大禍。子産說“其所善者,吾則行之;其所惡者,吾則改之;是吾師也”。否則“大決所犯,傷人必多,吾不克救也!不如小決使道(同導),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這些話正是這個意思。
正确的認識方法,導緻了良好的效果。當子産執政頭一年,有的人對他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,不滿意,就怨恨他,叫喊“孰殺子産,吾其與之!”正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“衆口嚣嚣”,仇視到了極點。但子産既不因爲這些人的不滿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,也不對不滿的人采取鎮壓(毀鄉校)的辦法。而是如韓愈所說的那樣,“善也吾行,不善吾避”。結果,子産執政三年之後,輿(衆)人誦之曰:“我有子弟,子産誨之!我有田疇,子産殖之。子産而死,誰其嗣之?”鄭人從實踐中認識到子産的正确,對子産的态度也從仇恨變成愛戴,起了根本的變化。正因爲如此,韓愈在詩中稱頌“維是子産,執政之式(榜樣)。”這樣的頌詞,子産是當之無愧的。
韓愈在詩中,也舉了反面的例,就是《國語·周語》中著名的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故事。周厲王暴虐無道,國人批評他,他不但不改,反而派衛巫監謗,加以鎮壓。大臣召公勸說,“防民之口,
甚于防川”,建議他多方設法聽取各種意見,然後斟酌采行。但是,厲“王弗聽,于是國人莫敢出言,三年乃流王于彘”。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厲王失敗的教訓,子産才能悟出鄉校不可毀的道理(前面引述的子産的一些話和召公的話很相似)。
經過這樣的對比,韓愈在詩中說:“成敗之迹,昭然可現。”他通過兩個曆史故事,兩種方法帶來兩種結果,說明管理國家應該采取甚麽方法。當然,韓愈隻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立場出發的,但從認識論角度看,卻有普遍的意義。
韓愈最後爲子産的善政“化隻一國”(他的教化隻限于一個鄭國),而大發感慨。”四海所以不理,有君無臣,誰其嗣之?我思古人。”韓愈以爲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,就在于沒有稱職的良臣。因此,他對子産特别懷念。其實,在古代的封建社會,象子産這樣的良臣,是很難被重用的,縱使一時能執掌權柄,實施改革,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,一旦失勢或死亡,其改革的善政便又複歸失敗,即所謂政以人舉,也必以人亡是也。
曆史的經驗證明,健全的政治,不能隻靠個别的聖君賢相,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,以保證人民群衆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其作爲,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,以便使人們通過實
踐、試驗和比較,認識真理。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“下塞上聾,邦其傾矣!”同時,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、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,擔任重要的職務,使他們能大展宏圖。
作者簡介韓愈(768~824)字退之,唐代文學家、哲學家、思想家,河陽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,漢族。祖籍河北昌黎,世稱韓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,又稱韓吏部。谥號“文”,又稱韓文公。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,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,破骈爲散,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。宋代蘇轼稱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,與柳宗元并稱“韓柳”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,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裏。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“道統”觀念的确立者,是尊儒反佛的裏程碑式人物。
我思古人,伊郑之侨。以礼相国,人未安其教;游于乡之校,众口嚣嚣。或谓子产:“毁乡校则止。”曰:“何患焉?可以成美。夫岂多言,亦各其志:善也吾行,不善吾避;维善维否,我于此视。川不可防,言不可弭。下塞上聋,邦其倾矣。”既乡校不毁,而郑国以理。
在周之兴,养老乞言;及其已衰,谤者使监。成败之迹,昭哉可观。
维是子产,执政之式。维其不遇,化止一国。诚率此道,相天下君;交畅旁达,施及无垠,於虖!四海所以不理,有君无臣。谁其嗣之?我思古人!
鉴赏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,人们都不陌生。但韩愈却在他的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中把二者联系起来,加以对照。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,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春秋时,“郑人游于乡校,以论执政”。当时执政的是子产,他以礼法纲纪治国,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。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,批评,甚至攻击。有人建议毁乡校,子产坚决反对。他说:“夫人朝夕退而游焉,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;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;是吾师也。若之何毁之?我闻忠善以损怨,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?然犹防川,大决所犯,伤人必多,吾不克救也;不如小
小决使道(同导),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(见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)
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,是完全正确的,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,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。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,是十分难能的。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。据《左传》记载:“仲尼闻是语(指上述子产的话)也,曰:‘以是观之,人谓子产不仁,吾不信也。’”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、伦理道德的标准,从不轻易以仁许人,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。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,为什么呢?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。孔子的所谓中庸,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,模棱两可。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、乡愿,孔子是非常鄙视的。孔子的所谓中庸,就是“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。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孔子曾经说过: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礼,……事执其中。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)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,互相矛盾,又互相联结,应取长补短,以得其中,否则就会“过犹不及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(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“度”),就要求使两端(即矛盾的双方)都能及时暴露出来,使人们及时了
解,采取措施,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,变得积重难返,甚或酿成大祸。子产说“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;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;是吾师也”。否则“大决所犯,伤人必多,吾不克救也!不如小决使道(同导),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。
正确的认识方法,导致了良好的效果。当子产执政头一年,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,不满意,就怨恨他,叫喊“孰杀子产,吾其与之!”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“众口嚣嚣”,仇视到了极点。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,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(毁乡校)的办法。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,“善也吾行,不善吾避”。结果,子产执政三年之后,舆(众)人诵之曰:“我有子弟,子产诲之!我有田畴,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?”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,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,起了根本的变化。正因为如此,韩愈在诗中称颂“维是子产,执政之式(榜样)。”这样的颂词,子产是当之无愧的。
韩愈在诗中,也举了反面的例,就是《国语·周语》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。周厉王暴虐无道,国人批评他,他不但不改,反而派卫巫监谤,加以镇压。大臣召公劝说,“防民之口,
甚于防川”,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,然后斟酌采行。但是,厉“王弗听,于是国人莫敢出言,三年乃流王于彘”。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,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(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)。
经过这样的对比,韩愈在诗中说:“成败之迹,昭然可现。”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,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,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。当然,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,但从认识论角度看,却有普遍的意义。
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“化只一国”(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),而大发感慨。”四海所以不理,有君无臣,谁其嗣之?我思古人。”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,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。因此,他对子产特别怀念。其实,在古代的封建社会,象子产这样的良臣,是很难被重用的,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,实施改革,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,一旦失势或死亡,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,即所谓政以人举,也必以人亡是也。
历史的经验证明,健全的政治,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,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,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,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,以便使人们通过实
践、试验和比较,认识真理。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“下塞上聋,邦其倾矣!”同时,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、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,担任重要的职务,使他们能大展宏图。
作者简介韩愈(768~824)字退之,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,河阳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,汉族。祖籍河北昌黎,世称韩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,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,又称韩文公。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,破骈为散,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,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,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,作品都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里。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“道统”观念的确立者,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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