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
出自兩漢司馬遷的《屈原列傳》

　　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強志，明于治亂，娴于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

　　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争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平屬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“王使屈平爲令，衆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以爲‘非我莫能爲也。’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　　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《離騷》。“離騷”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間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《離騷》，蓋自怨生也。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亂。若《離騷》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喾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、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。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迩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，蟬蛻于濁穢，以浮遊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

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争光可也。

　　屈原既绌。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。乃令張儀佯去秦，厚币委質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、於之地六百裏。”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“儀與王約六裏，不聞六百裏。”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于丹、淅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将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，以深入擊秦，戰于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鄧。楚兵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”張儀聞，乃曰：“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，複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原既疏，不複在位，使于齊，顧反，谏懷王曰：“何不殺張儀？”懷王悔，追張儀，不及。

　　其後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将唐眜。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：“奈何絕秦歡！”懷王卒行。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

趙不内。複之秦，竟死于秦而歸葬。

　　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眷顧楚國，系心懷王，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複之，一篇之中，三緻志焉。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

　　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。然亡國破家相随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鄭袖，外欺于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爲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禍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令尹子蘭聞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于江濱，被發行吟澤畔，顔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舉世皆濁而我獨清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”漁父曰：“夫聖人者，不凝滞于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皆濁，何不随其流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爲？”屈原曰：“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

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溫蠖乎？”乃作《懷沙》之賦。于是懷石，遂自投汨羅以死。

　　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谏。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竟爲秦所滅。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馀年，漢有賈生，爲長沙王太傅。過湘水，投書以吊屈原。

　　太史公曰：“餘讀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長沙，過屈原所自沉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！讀《鵩鳥賦》，同死生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
　　和從《史記》中選入中學課本的其它幾篇人物傳記（《廉頗蔺相如列傳》、《鴻門宴》、《信陵君竊符求趙》、《毛遂自薦》、《陳涉世家》）相比，本文的特色是：

　　選材上，《屈原列傳》不具備曲折、生動、完整的故事情節，而是根據文獻記載，粗線條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；

　　寫法上，記叙和議論相結合。全文四個部分都有“傳”有“評”，因“傳”而“評”，以“評”點“傳”。議論方式各不相同，第一部分爲評介式，第二部分爲結語式，第三部分爲

陳述式，第四部分爲比照式。

　　語言上，本文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，叙中有情、傾向鮮明；議中有情、直抒胸臆。作者運用對偶、對比、排比、反複、比喻等修辭手法，增強了語言表達效果。

　　司馬遷推崇屈原有兩個方面：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張和偉大的人格；推崇他在語言藝術上的高深造詣。

　　司馬遷認爲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是正确的。屈原是楚國的貴族。當時，秦國兵力最強。但是楚國和齊國從親，是可以抵抗強秦的，因爲楚國疆土最大，齊國财力最富，而且楚、齊從親，其他山東之國也會跟楚齊一道合縱來共同對付秦國。如果楚王能始終用屈原的外交主張，并且修明内政，那當時的天下還不知鹿死誰手。本傳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國和齊、秦的關系，從曆史的教訓來證明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的正确。當楚懷王重用屈原任爲左徒的時候，齊、楚從親，秦國不敢侵犯。等到楚懷王聽信了上官大夫的毀謗而疏遠了屈原之後，秦國就令張儀來離間齊楚的關系，破壞兩國的聯盟，以便各個擊破。張儀騙楚王說，楚國如能和齊國絕交，秦願獻商于之地六百裏。楚懷王貪圖便宜，便當真和齊國絕交。張儀又說是獻地六裏，不是六百裏。楚懷王大怒，就興兵伐秦。楚國沒有了齊國的援助，弄得損兵折将，喪權失地。這才又

命屈原出使于齊，和齊國恢複邦交。秦國又說把漢中地還給楚國來講和。楚懷王因爲恨透了張儀，說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才甘心。張儀居然來到楚國，收買了楚王的寵臣靳尚和寵姬鄭袖，竟又安然返國。

　　等到屈原從齊國回來，問楚王爲什麽不殺張儀，他後悔已經來不及了。這樣，又上了秦國的當。其後，諸侯兵擊楚，楚又大敗。其後，秦又騙楚懷王到秦國去，屈原勸他不要去，可是他聽了他的幼子子蘭的話到秦國去了。果然一到秦國，秦國就不放他回去，要挾他割讓土地，終至客死于秦。他的兒子頃襄王忘卻血海深仇，反而向秦屈膝，重用親秦派子蘭等人，放逐屈原。後來楚竟爲秦所滅。

　　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楚國親齊，秦國就不敢侵犯；親秦，就吃秦國的大虧。司馬遷對屈原的政治才能是異常推崇的。本傳說屈原的《離騷》是“上稱帝喾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”他還慨歎說：“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。然亡國破家相随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”可見司馬遷認爲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樣的政治，認爲屈原主張舉賢授能。從屈原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這種政治傾向是強

烈的。

　　《離騷》裏說：“皇天無私阿兮，覽民德焉錯輔。夫惟聖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顧後兮，相觀民之計極。夫孰非義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?”屈原反複地論述曆代興亡，認爲亡是由于殘害忠良，而興是由于舉賢授能。他主張要替人民打算，要選賢與能，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。因此，司馬遷說他能夠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是正确的。司馬遷不僅贊成他的賢能政治的主張，并且認爲屈原就是賢能兼備的人。他說：“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鄭袖，外欺于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”

　　然而司馬遷對屈原的推崇，最主要的還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鬥争精神。因爲楚懷王昏庸貪婪，對外則親齊親秦搖擺不定，對内則寵任奸佞，聽信讒言。屈原雖系貴族，并非近親；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，并沒得到長久的重用。《離騷》裏說：“世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悟。”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楚國政治情況。屈原爲了堅持自己的理想，挽救楚國的危亡，堅決地起來鬥争。他憤怒地控訴了貴族當權派的無恥：“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厭乎求索。”“固時俗

之工巧兮，規矩而改錯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”他痛斥他們弄得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。《懷沙》裏說：“玄文幽處兮，蒙謂之不章；離婁微睇兮，瞽以爲無明。變白而爲黑兮，倒上以爲下；鳳皇在兮，雞雉翔舞。”他指斥他們将要把國家弄到瀕于危亡的地步：“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”因此，他宣稱他決不妥協：“何方圜之能周兮?夫孰異道而相安?”屈原修德立行，忠心耿耿，原想導君于堯舜之治，可是懷王竟然不識，反而信讒疏遠：“荃不察餘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怒。”楚國弄到瀕于危亡，懷王是應該負責任的，屈原對他也是不能無怨的。他說：“怨靈修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。”司馬遷對屈原的爲堅持理想而鬥争的精神是歌頌的，對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。他叙述屈原作《離騷》的原因是這樣的：“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《離騷》。”又說《離騷》“自怨生”。說“疾”，說“怨”，可見司馬遷認爲《離騷》之作正體現了屈原的鬥争精神。

司馬遷（前145年-不可考），字子長，夏陽(今陝西韓城南)人，一說龍門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漢史學家、散文家。司馬談之子，任太史令，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，後任中書令。

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，被後世尊稱爲史遷、太史公、曆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《史記》（原名《太史公書》）。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，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，到漢武帝元狩元年，長達3000多年的曆史，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，被魯迅譽爲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