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千到底破坏了多少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的精神内涵
发布时间：2025-05-24 10:11:31
轉自騰訊曆史專欄文章《張大千如何瘋狂破壞敦煌壁畫》，作者：谌旭彬。
傅斯年、李濟緻信于右任：張大千在敦煌破壞壁畫，情形很嚴重。
曾有不少人替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行爲做過辯護近日，有情侶因在故宮三百年銅缸上“畫心刻字秀恩愛”而遭輿論聲讨。不過，揆諸曆史，爲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，名人們幹得也不少，隻是或爲尊者諱，或因現實利益勾連，大多隐而不彰。張大千40年代對敦煌壁畫的破壞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。
1941年初，張大千率妻兒門生，抵達敦煌莫高窟“考察”。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。期間破壞壁畫甚多。不過，對張的這一行爲，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。如有人以“親曆者”身份公開刊文：“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，據我親眼所見，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，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。”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：“要是你當時在敦煌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，既然外層已經剝落，無貌可辨，又肯定内裏還有壁畫，爲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内裏的菁華呢？”①。
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。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，還亂在壁畫上勾描，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“謬種流傳”，是因爲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，不容辯駁。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、李濟給于右任信函如下：。
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。
“右任先生院長賜鑒：去年年底，濟（李濟）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骥、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，謂：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，在成都公開講演，有雲: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曆代壁畫，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畫，并非在一平面之上，乃最早者在最内，後來之人，于其上層塗施泥土，重新繪畫。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，故先繪最上一層，繪後将其剝去，然後又繪再下一層，漸繪漸剝，冀得各代之畫法。馮、鄭二君認爲張先生此舉，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，未能計及。蓋壁畫剝去一層，即毀壞一層，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，而對于整個之文化，則爲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，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。斯年（傅斯年）等得此函後，對于馮、鄭二君之意見，深表同情，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，馮、鄭兩君未嘗親見，僅憑衛君口說，或有失實，深恐有傷賢者，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。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，亦作同樣說法，斯年等亦未以奉陳。本年夏，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，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，向君爲史學界之權威，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，又早爲中外人士所共曉。九月間，由渝飛蘭，西至敦煌，頃接其來函，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，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。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，益以子侄、學生之助，終日在石室内臨摹壁畫。壁畫有單層者，有數層者;數層者，由曆代加繪積累而成……‘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，命兒子心，率同畫工口口、李富，破三日之功，剝去外層，頗還舊觀，歡喜贊歎，因題于上。蜀都張髯大千。’又，臨摹之時，于原畫任意鈎勒，梯桌畫架即擱壁上，如何損及畫面，毫不顧惜。向君認爲此種舉動，如尚任其繼續，再過二、三年，千佛洞壁畫将毀壞殆盡，因草成《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》一文，寄來此間，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系重大，埋沒可惜，故油印廿餘份，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……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歸國有，設立管理所之建議，及斯年之附注意見，亦冀大力劈畫促成。庶幾國家重寶，得以永存……”②。
從這封信中，可以看出，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，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，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。但傅、李二人礙于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系，更礙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，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，沒有采取行動。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随考察團前往敦煌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，而且還在壁畫上随意塗抹，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“蜀都張髯大千”……向達深感“千佛洞壁畫将毀壞殆盡”，向傅、李寫了詳細的報告，傅、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，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。
1959年于右任（前排左）、張大千（前排中）、張群（前排右）合影。
著名史學家向達，是阻止張大千将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。
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，被毀壁畫永難再現傅、李信中提到“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，亦作同樣說法”，乃是指由王子雲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。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“考察”時，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查。王子雲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，很不以爲然。王說：“我們（臨摹的）目的是爲了保存原有面貌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，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，是‘恢複’原有面目。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，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，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，加以恢複原貌，但是否真是原貌，還要深入研究，隻令人感到紅紅綠綠，十分刺目，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，顯得有些‘匠氣’和火氣。”③換言之，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，留下了臨摹稿，但他的臨摹，并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，相反，隻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“還原圖”，這就直接導緻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，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“還原圖”。
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，“大刀闊斧，将宋元壁畫砍去”向達向傅、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，傅、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轉述時，是做了弱化處理的。姑引一段向達緻傅斯年書信原文：“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，盤踞此間，已曆年餘，組合十餘人，作臨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畫，以便描摹，損壞畫面，毫不顧惜。且以洞窟作爲卧室，鎮日關鎖，遊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憤慨者，爲擅自剝離壁畫。張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爲宋以下無一可取，凡屬北魏、隋、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，辄大刀闊斧，将宋元壁畫砍去，以求發見隋、唐作品年號、題識，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，将不知伊于胡底矣！”④。
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，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在給曾昭燏的書信中，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，有更細緻的描述：“臨畫本是佳事，無可非議，而此輩對于壁畫，任意勾勒，以便描摹，梯桌畫架，即擱壁上，是否損及畫面，毫不憐惜。并即以洞窟作爲家人卧室，鎮日上鎖，觀者裹足。而最令人憤恨者，爲任意剝離壁畫一舉。千佛洞各窟，往往有爲北魏隋唐原開、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。畫面偶爾剝落破損，原來面目，暴露一二。張氏酷嗜北魏隋唐，遂大刀闊斧，将上層砍去，而後人重修時，十九将原畫劃破，以使灰泥易于粘着。故上層砍去後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，有時并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。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，窟外經宋人重修，張氏将宋畫剝去，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，遂續将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，下乃一無所有，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，不可收拾矣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，爲中國藝術上之瑰寶，是國家所有，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。張氏何人，彼有何權，竟視千佛洞若私産，任意破壞，至于此極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”⑤。
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《隋文殊問疾》（部分）。
在稍後以化名“方回”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，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爲的巨大破壞性：。
“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，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。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，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迹。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藝術家，便大發其曆史癖，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，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。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，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，後來的泥灰才能粘上，剝離之後，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。即或下層未被剝壞，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，一經剝離，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迹，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。所以剝離壁畫，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，個人的意見，以爲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。随便剝離，往往得不償失，後悔無窮。至于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将原畫加以勾勒，不可将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，以免損壞畫面，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，用不着一一細說。但是很不幸的，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着，沒有人能勸止，也沒有人來勸止，眼見得千佛洞壁畫，再過二三年，便要毀壞殆盡了，這是多麽令人痛心的事。”⑥。
雖于1942年底遭曝光，但張大千手眼通天，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但是，向達的大聲疾呼，并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。到1943年4月，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緻電敦煌縣長陳儒學，請他“轉告張君大千，對于壁畫，毋稍污損，免茲誤會。”與此同時，張被聘爲“敦煌藝術研究院”籌委會委員。該年11月，張大千才帶着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。就現有材料來看，張大千及其團隊，對敦煌壁畫的破壞，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，至于破壞總量如何，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，今日已難詳細考證。⑦學術界針對此事，當日曾有感慨：“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，敦煌藝術遂常爲名流所注意，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，以于髯（于右任）爲護持，張大千爲主幹，西北古迹之能否長存，恐爲一疑問。”⑧。
事實上，除破壞壁畫一項外，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。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，“據我所知，張大千先生隻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，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，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，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。”⑨。
甘肅榆林窟外景，1943年。羅寄梅攝。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爲張大千。
注釋。
①李永翹，《張大千年譜》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，1987，P482-483。
②該函原件現藏台灣中研院；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骥、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，寫于1941年12月20日，原件亦藏于台灣中研院。③王子雲，《從長安到雅典：中外美術考古遊記》（上），嶽麓書社，2005，P70-71。
④⑤向達緻傅斯年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向達緻曾昭燏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
⑥向達，《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》，重慶《大公報》，1942年12月27日、28日、30日連載。
⑦向達曾撰有一份《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》，但不知現存何處。見榮新江，《驚沙撼大漠——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》，收錄于《向達學記》，三聯書店，2010。
⑧湯用彤緻胡适信，1943年1月19日。
⑨賀世哲，《對張大千“不曾破壞敦煌壁畫”之質疑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01期。
傅斯年、李濟緻信于右任：張大千在敦煌破壞壁畫，情形很嚴重。
曾有不少人替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行爲做過辯護近日，有情侶因在故宮三百年銅缸上“畫心刻字秀恩愛”而遭輿論聲讨。不過，揆諸曆史，爲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，名人們幹得也不少，隻是或爲尊者諱，或因現實利益勾連，大多隐而不彰。張大千40年代對敦煌壁畫的破壞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。
1941年初，張大千率妻兒門生，抵達敦煌莫高窟“考察”。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。期間破壞壁畫甚多。不過，對張的這一行爲，迄今仍有不少辯護之詞謬種流傳。如有人以“親曆者”身份公開刊文：“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，據我親眼所見，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，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。”更有張的友人謝稚柳辯稱：“要是你當時在敦煌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，既然外層已經剝落，無貌可辨，又肯定内裏還有壁畫，爲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内裏的菁華呢？”①。
這些辯護都站不住腳。張大千不但亂剝壁畫，還亂在壁畫上勾描，甚至題寫自己的名字之所以說上述辯護之詞乃“謬種流傳”，是因爲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核心檔案尚在，不容辯駁。茲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、李濟給于右任信函如下：。
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。
“右任先生院長賜鑒：去年年底，濟（李濟）接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骥、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君聯名一函，謂：衛聚賢君自敦煌考古歸來，在成都公開講演，有雲:敦煌千佛洞現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曆代壁畫，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畫，并非在一平面之上，乃最早者在最内，後來之人，于其上層塗施泥土，重新繪畫。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，故先繪最上一層，繪後将其剝去，然後又繪再下一層，漸繪漸剝，冀得各代之畫法。馮、鄭二君認爲張先生此舉，對于古物之保存方法，未能計及。蓋壁畫剝去一層，即毀壞一層，對于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，而對于整個之文化，則爲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，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。斯年（傅斯年）等得此函後，對于馮、鄭二君之意見，深表同情，惟以張先生剝去壁畫之舉，馮、鄭兩君未嘗親見，僅憑衛君口說，或有失實，深恐有傷賢者，故未敢率爾上塵清聽。以後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，亦作同樣說法，斯年等亦未以奉陳。本年夏，西北史地考察團組成，延聘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先生參加，向君爲史學界之權威，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績，又早爲中外人士所共曉。九月間，由渝飛蘭，西至敦煌，頃接其來函，謂在千佛洞視察一過，并與張大千先生相識。張先生雇用喇嘛四人，益以子侄、學生之助，終日在石室内臨摹壁畫。壁畫有單層者，有數層者;數層者，由曆代加繪積累而成……‘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，命兒子心，率同畫工口口、李富，破三日之功，剝去外層，頗還舊觀，歡喜贊歎，因題于上。蜀都張髯大千。’又，臨摹之時，于原畫任意鈎勒，梯桌畫架即擱壁上，如何損及畫面，毫不顧惜。向君認爲此種舉動，如尚任其繼續，再過二、三年，千佛洞壁畫将毀壞殆盡，因草成《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》一文，寄來此間，斯年深覺向君此文關系重大，埋沒可惜，故油印廿餘份，分送有關藝術之友人……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歸國有，設立管理所之建議，及斯年之附注意見，亦冀大力劈畫促成。庶幾國家重寶，得以永存……”②。
從這封信中，可以看出，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，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，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。但傅、李二人礙于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系，更礙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，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，沒有采取行動。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随考察團前往敦煌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，而且還在壁畫上随意塗抹，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“蜀都張髯大千”……向達深感“千佛洞壁畫将毀壞殆盡”，向傅、李寫了詳細的報告，傅、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，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。
1959年于右任（前排左）、張大千（前排中）、張群（前排右）合影。
著名史學家向達，是阻止張大千将敦煌壁畫破壞殆盡的最大功臣。
教育部考察團目睹了張大千不按原圖臨摹外層壁畫，被毀壁畫永難再現傅、李信中提到“間接聞之教育部派員前往者，亦作同樣說法”，乃是指由王子雲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。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“考察”時，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查。王子雲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，很不以爲然。王說：“我們（臨摹的）目的是爲了保存原有面貌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，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，是‘恢複’原有面目。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，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，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，加以恢複原貌，但是否真是原貌，還要深入研究，隻令人感到紅紅綠綠，十分刺目，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，顯得有些‘匠氣’和火氣。”③換言之，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，留下了臨摹稿，但他的臨摹，并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，相反，隻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“還原圖”，這就直接導緻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，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“還原圖”。
向達目睹張大千因個人喜好，“大刀闊斧，将宋元壁畫砍去”向達向傅、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，傅、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轉述時，是做了弱化處理的。姑引一段向達緻傅斯年書信原文：“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，盤踞此間，已曆年餘，組合十餘人，作臨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畫，以便描摹，損壞畫面，毫不顧惜。且以洞窟作爲卧室，鎮日關鎖，遊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憤慨者，爲擅自剝離壁畫。張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爲宋以下無一可取，凡屬北魏、隋、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，辄大刀闊斧，将宋元壁畫砍去，以求發見隋、唐作品年號、題識，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，将不知伊于胡底矣！”④。
被砍掉的壁畫徹底損毀，露出的新壁畫也多因毫無剝離技術而殘破不堪在給曾昭燏的書信中，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，有更細緻的描述：“臨畫本是佳事，無可非議，而此輩對于壁畫，任意勾勒，以便描摹，梯桌畫架，即擱壁上，是否損及畫面，毫不憐惜。并即以洞窟作爲家人卧室，鎮日上鎖，觀者裹足。而最令人憤恨者，爲任意剝離壁畫一舉。千佛洞各窟，往往有爲北魏隋唐原開、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。畫面偶爾剝落破損，原來面目，暴露一二。張氏酷嗜北魏隋唐，遂大刀闊斧，将上層砍去，而後人重修時，十九将原畫劃破，以使灰泥易于粘着。故上層砍去後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，有時并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。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，窟外經宋人重修，張氏将宋畫剝去，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，遂續将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，下乃一無所有，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，不可收拾矣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，爲中國藝術上之瑰寶，是國家所有，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。張氏何人，彼有何權，竟視千佛洞若私産，任意破壞，至于此極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”⑤。
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《隋文殊問疾》（部分）。
在稍後以化名“方回”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，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爲的巨大破壞性：。
“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，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。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，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迹。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藝術家，便大發其曆史癖，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，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。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，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，後來的泥灰才能粘上，剝離之後，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。即或下層未被剝壞，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，一經剝離，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迹，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。所以剝離壁畫，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，個人的意見，以爲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。随便剝離，往往得不償失，後悔無窮。至于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将原畫加以勾勒，不可将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，以免損壞畫面，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，用不着一一細說。但是很不幸的，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着，沒有人能勸止，也沒有人來勸止，眼見得千佛洞壁畫，再過二三年，便要毀壞殆盡了，這是多麽令人痛心的事。”⑥。
雖于1942年底遭曝光，但張大千手眼通天，仍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但是，向達的大聲疾呼，并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。到1943年4月，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緻電敦煌縣長陳儒學，請他“轉告張君大千，對于壁畫，毋稍污損，免茲誤會。”與此同時，張被聘爲“敦煌藝術研究院”籌委會委員。該年11月，張大千才帶着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。就現有材料來看，張大千及其團隊，對敦煌壁畫的破壞，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，至于破壞總量如何，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，今日已難詳細考證。⑦學術界針對此事，當日曾有感慨：“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，敦煌藝術遂常爲名流所注意，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，以于髯（于右任）爲護持，張大千爲主幹，西北古迹之能否長存，恐爲一疑問。”⑧。
事實上，除破壞壁畫一項外，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。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，“據我所知，張大千先生隻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，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，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，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。”⑨。
甘肅榆林窟外景，1943年。羅寄梅攝。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爲張大千。
注釋。
①李永翹，《張大千年譜》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，1987，P482-483。
②該函原件現藏台灣中研院；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骥、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對張大千的控告函，寫于1941年12月20日，原件亦藏于台灣中研院。③王子雲，《從長安到雅典：中外美術考古遊記》（上），嶽麓書社，2005，P70-71。
④⑤向達緻傅斯年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向達緻曾昭燏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
⑥向達，《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》，重慶《大公報》，1942年12月27日、28日、30日連載。
⑦向達曾撰有一份《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》，但不知現存何處。見榮新江，《驚沙撼大漠——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》，收錄于《向達學記》，三聯書店，2010。
⑧湯用彤緻胡适信，1943年1月19日。
⑨賀世哲，《對張大千“不曾破壞敦煌壁畫”之質疑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01期。
以上就是張大千到底破壞了多少敦煌壁畫 敦煌壁畫的精神内涵的介紹,希望大家喜歡!
转自腾讯历史专栏文章《张大千如何疯狂破坏敦煌壁画》，作者：谌旭彬。
傅斯年、李济致信于右任：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，情形很严重。
曾有不少人替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做过辩护近日，有情侣因在故宫三百年铜缸上“画心刻字秀恩爱”而遭舆论声讨。不过，揆诸历史，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，名人们干得也不少，只是或为尊者讳，或因现实利益勾连，大多隐而不彰。张大千40年代对敦煌壁画的破坏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1941年初，张大千率妻儿门生，抵达敦煌莫高窟“考察”。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。期间破坏壁画甚多。不过，对张的这一行为，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。如有人以“亲历者”身份公开刊文：“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，据我亲眼所见，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，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。”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：“要是你当时在敦煌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，既然外层已经剥落，无貌可辨，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，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？”①。
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。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，还乱在壁画上勾描，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之所以说上述辩护之词乃“谬种流传”，是因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，不容辩驳。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、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：。
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。
“右任先生院长赐鉴：去年年底，济（李济）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，谓：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，在成都公开讲演，有云: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壁画，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画，并非在一平面之上，乃最早者在最内，后来之人，于其上层涂施泥土，重新绘画。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，故先绘最上一层，绘后将其剥去，然后又绘再下一层，渐绘渐剥，冀得各代之画法。冯、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，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，未能计及。盖壁画剥去一层，即毁坏一层，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，而对于整个之文化，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，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。斯年（傅斯年）等得此函后，对于冯、郑二君之意见，深表同情，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，冯、郑两君未尝亲见，仅凭卫君口说，或有失实，深恐有伤贤者，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。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，亦作同样说法，斯年等亦未以奉陈。本年夏，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，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，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，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，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。九月间，由渝飞兰，西至敦煌，顷接其来函，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，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。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，益以子侄、学生之助，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。壁画有单层者，有数层者;数层者，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……‘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，命儿子心，率同画工口口、李富，破三日之功，剥去外层，颇还旧观，欢喜赞叹，因题于上。蜀都张髯大千。’又，临摹之时，于原画任意钩勒，梯桌画架即搁壁上，如何损及画面，毫不顾惜。向君认为此种举动，如尚任其继续，再过二、三年，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，因草成《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寄来此间，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，埋没可惜，故油印廿余份，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……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，设立管理所之建议，及斯年之附注意见，亦冀大力劈画促成。庶几国家重宝，得以永存……”②。
从这封信中，可以看出，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，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，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，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。但傅、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，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，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没有采取行动。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，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，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“蜀都张髯大千”……向达深感“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”，向傅、李写了详细的报告，傅、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，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。
1959年于右任（前排左）、张大千（前排中）、张群（前排右）合影。
著名史学家向达，是阻止张大千将敦煌壁画破坏殆尽的最大功臣。
教育部考察团目睹了张大千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，被毁壁画永难再现傅、李信中提到“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，亦作同样说法”，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。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“考察”时，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。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，很不以为然。王说：“我们（临摹的）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，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，是‘恢复’原有面目。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，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，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，加以恢复原貌，但是否真是原貌，还要深入研究，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，十分刺目，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，显得有些‘匠气’和火气。”③换言之，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，留下了临摹稿，但他的临摹，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，相反，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“还原图”，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，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“还原图”。
向达目睹张大千因个人喜好，“大刀阔斧，将宋元壁画砍去”向达向傅、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，傅、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，是做了弱化处理的。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：“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，盘踞此间，已历年余，组合十余人，作临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画，以便描摹，损坏画面，毫不顾惜。且以洞窟作为卧室，镇日关锁，游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愤慨者，为擅自剥离壁画。张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，凡属北魏、隋、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，辄大刀阔斧，将宋元壁画砍去，以求发见隋、唐作品年号、题识，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，将不知伊于胡底矣！”④。
被砍掉的壁画彻底损毁，露出的新壁画也多因毫无剥离技术而残破不堪在给曾昭燏的书信中，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，有更细致的描述：“临画本是佳事，无可非议，而此辈对于壁画，任意勾勒，以便描摹，梯桌画架，即搁壁上，是否损及画面，毫不怜惜。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，镇日上锁，观者裹足。而最令人愤恨者，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。千佛洞各窟，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、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。画面偶尔剥落破损，原来面目，暴露一二。张氏酷嗜北魏隋唐，遂大刀阔斧，将上层砍去，而后人重修时，十九将原画划破，以使灰泥易于粘着。故上层砍去后，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，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。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，窟外经宋人重修，张氏将宋画剥去，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，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，下乃一无所有，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，不可收拾矣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，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，是国家所有，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。张氏何人，彼有何权，竟视千佛洞若私产，任意破坏，至于此极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”⑤。
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《隋文殊问疾》（部分）。
在稍后以化名“方回”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，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：。
“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，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。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，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。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，便大发其历史癖，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，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。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，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，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，剥离之后，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。即或下层未被剥坏，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，一经剥离，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，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。所以剥离壁画，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，个人的意见，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。随便剥离，往往得不偿失，后悔无穷。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，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，以免损坏画面，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，用不着一一细说。但是很不幸的，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，没有人能劝止，也没有人来劝止，眼见得千佛洞壁画，再过二三年，便要毁坏殆尽了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。”⑥。
虽于1942年底遭曝光，但张大千手眼通天，仍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但是，向达的大声疾呼，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到1943年4月，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，请他“转告张君大千，对于壁画，毋稍污损，免兹误会。”与此同时，张被聘为“敦煌艺术研究院”筹委会委员。该年11月，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。就现有材料来看，张大千及其团队，对敦煌壁画的破坏，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，至于破坏总量如何，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，今日已难详细考证。⑦学术界针对此事，当日曾有感慨：“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，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，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，以于髯（于右任）为护持，张大千为主干，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，恐为一疑问。”⑧。
事实上，除破坏壁画一项外，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。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，“据我所知，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，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，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，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。”⑨。
甘肃榆林窟外景，1943年。罗寄梅摄。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。
注释。
①李永翘，《张大千年谱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，1987，P482-483。
②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；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，写于1941年12月20日，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。③王子云，《从长安到雅典：中外美术考古游记》（上），岳麓书社，2005，P70-71。
④⑤向达致傅斯年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向达致曾昭燏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
⑥向达，《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，重庆《大公报》，1942年12月27日、28日、30日连载。
⑦向达曾撰有一份《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》，但不知现存何处。见荣新江，《惊沙撼大漠——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》，收录于《向达学记》，三联书店，2010。
⑧汤用彤致胡适信，1943年1月19日。
⑨贺世哲，《对张大千“不曾破坏敦煌壁画”之质疑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01期。
傅斯年、李济致信于右任：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，情形很严重。
曾有不少人替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做过辩护近日，有情侣因在故宫三百年铜缸上“画心刻字秀恩爱”而遭舆论声讨。不过，揆诸历史，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，名人们干得也不少，只是或为尊者讳，或因现实利益勾连，大多隐而不彰。张大千40年代对敦煌壁画的破坏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1941年初，张大千率妻儿门生，抵达敦煌莫高窟“考察”。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。期间破坏壁画甚多。不过，对张的这一行为，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。如有人以“亲历者”身份公开刊文：“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，据我亲眼所见，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，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。”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：“要是你当时在敦煌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，既然外层已经剥落，无貌可辨，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，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？”①。
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。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，还乱在壁画上勾描，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之所以说上述辩护之词乃“谬种流传”，是因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，不容辩驳。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、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：。
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。
“右任先生院长赐鉴：去年年底，济（李济）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，谓：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，在成都公开讲演，有云: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壁画，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画，并非在一平面之上，乃最早者在最内，后来之人，于其上层涂施泥土，重新绘画。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，故先绘最上一层，绘后将其剥去，然后又绘再下一层，渐绘渐剥，冀得各代之画法。冯、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，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，未能计及。盖壁画剥去一层，即毁坏一层，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，而对于整个之文化，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，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。斯年（傅斯年）等得此函后，对于冯、郑二君之意见，深表同情，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，冯、郑两君未尝亲见，仅凭卫君口说，或有失实，深恐有伤贤者，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。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，亦作同样说法，斯年等亦未以奉陈。本年夏，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，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，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，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，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。九月间，由渝飞兰，西至敦煌，顷接其来函，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，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。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，益以子侄、学生之助，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。壁画有单层者，有数层者;数层者，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……‘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，命儿子心，率同画工口口、李富，破三日之功，剥去外层，颇还旧观，欢喜赞叹，因题于上。蜀都张髯大千。’又，临摹之时，于原画任意钩勒，梯桌画架即搁壁上，如何损及画面，毫不顾惜。向君认为此种举动，如尚任其继续，再过二、三年，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，因草成《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一文，寄来此间，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，埋没可惜，故油印廿余份，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……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，设立管理所之建议，及斯年之附注意见，亦冀大力劈画促成。庶几国家重宝，得以永存……”②。
从这封信中，可以看出，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，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，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，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。但傅、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，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，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没有采取行动。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，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，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“蜀都张髯大千”……向达深感“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”，向傅、李写了详细的报告，傅、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，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。
1959年于右任（前排左）、张大千（前排中）、张群（前排右）合影。
著名史学家向达，是阻止张大千将敦煌壁画破坏殆尽的最大功臣。
教育部考察团目睹了张大千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，被毁壁画永难再现傅、李信中提到“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，亦作同样说法”，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。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“考察”时，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。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，很不以为然。王说：“我们（临摹的）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，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，是‘恢复’原有面目。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，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，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，加以恢复原貌，但是否真是原貌，还要深入研究，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，十分刺目，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，显得有些‘匠气’和火气。”③换言之，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，留下了临摹稿，但他的临摹，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，相反，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“还原图”，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，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“还原图”。
向达目睹张大千因个人喜好，“大刀阔斧，将宋元壁画砍去”向达向傅、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，傅、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，是做了弱化处理的。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：“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，盘踞此间，已历年余，组合十余人，作临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画，以便描摹，损坏画面，毫不顾惜。且以洞窟作为卧室，镇日关锁，游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愤慨者，为擅自剥离壁画。张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，凡属北魏、隋、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，辄大刀阔斧，将宋元壁画砍去，以求发见隋、唐作品年号、题识，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，将不知伊于胡底矣！”④。
被砍掉的壁画彻底损毁，露出的新壁画也多因毫无剥离技术而残破不堪在给曾昭燏的书信中，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，有更细致的描述：“临画本是佳事，无可非议，而此辈对于壁画，任意勾勒，以便描摹，梯桌画架，即搁壁上，是否损及画面，毫不怜惜。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，镇日上锁，观者裹足。而最令人愤恨者，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。千佛洞各窟，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、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。画面偶尔剥落破损，原来面目，暴露一二。张氏酷嗜北魏隋唐，遂大刀阔斧，将上层砍去，而后人重修时，十九将原画划破，以使灰泥易于粘着。故上层砍去后，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，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。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，窟外经宋人重修，张氏将宋画剥去，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，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，下乃一无所有，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，不可收拾矣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，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，是国家所有，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。张氏何人，彼有何权，竟视千佛洞若私产，任意破坏，至于此极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！”⑤。
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《隋文殊问疾》（部分）。
在稍后以化名“方回”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，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：。
“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，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。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，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。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，便大发其历史癖，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，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。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，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，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，剥离之后，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。即或下层未被剥坏，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，一经剥离，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，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。所以剥离壁画，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，个人的意见，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。随便剥离，往往得不偿失，后悔无穷。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，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，以免损坏画面，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，用不着一一细说。但是很不幸的，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，没有人能劝止，也没有人来劝止，眼见得千佛洞壁画，再过二三年，便要毁坏殆尽了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。”⑥。
虽于1942年底遭曝光，但张大千手眼通天，仍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但是，向达的大声疾呼，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到1943年4月，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，请他“转告张君大千，对于壁画，毋稍污损，免兹误会。”与此同时，张被聘为“敦煌艺术研究院”筹委会委员。该年11月，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。就现有材料来看，张大千及其团队，对敦煌壁画的破坏，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，至于破坏总量如何，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，今日已难详细考证。⑦学术界针对此事，当日曾有感慨：“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，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，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，以于髯（于右任）为护持，张大千为主干，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，恐为一疑问。”⑧。
事实上，除破坏壁画一项外，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。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，“据我所知，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，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，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，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。”⑨。
甘肃榆林窟外景，1943年。罗寄梅摄。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。
注释。
①李永翘，《张大千年谱》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，1987，P482-483。
②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；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，写于1941年12月20日，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。③王子云，《从长安到雅典：中外美术考古游记》（上），岳麓书社，2005，P70-71。
④⑤向达致傅斯年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向达致曾昭燏函，1942年11月5日。
⑥向达，《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，重庆《大公报》，1942年12月27日、28日、30日连载。
⑦向达曾撰有一份《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》，但不知现存何处。见荣新江，《惊沙撼大漠——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》，收录于《向达学记》，三联书店，2010。
⑧汤用彤致胡适信，1943年1月19日。
⑨贺世哲，《对张大千“不曾破坏敦煌壁画”之质疑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0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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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大千到底破坏了多少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的精神内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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