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既滋兰九畹，又树蕙之百亩，秋菊更餐英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
出自宋代辛棄疾的《水調歌頭·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》

長恨複長恨，裁作短歌行。何人爲我楚舞，聽我楚狂聲？餘既滋蘭九畹，又樹蕙之百畝，秋菊更餐英。門外滄浪水，可以濯吾纓。一杯酒，問何似，身後名？人間萬事，毫發常重泰山輕。悲莫悲生離别，樂莫樂新相識，兒女古今情。富貴非吾事，歸與白鷗盟。

譯文　　長恨啊！實在更長恨！我把它剪裁成《短歌行》。及時唱歌行樂吧！什麽人了解我，來爲我跳楚舞？聽我唱楚狂人接輿的《鳳兮》歌？我在帶湖既種了九畹的蘭花，又栽了百畝的蕙，到了秋天可以吃菊花的落花。在我的門外有滄浪的清水可以洗我的絲帶。　　請問：一杯酒與身後名譽，哪一件重要？身後名當然重要。但是，現今是人間萬事都是本末倒置，毫發常常是重的，而泰山卻倒很輕。最悲傷也沒有比生離死别更悲傷的，最歡樂也沒有比結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歡樂的。這是古今以來兒女的常情。富貴不是我謀求的事，還是回到帶湖的家去，與我早已訂立過同盟的老朋友白鷗聚會的好。

注釋水調歌頭：詞牌名，又名“元會曲”“台城遊”“凱歌”“江南好”“花犯念奴”等。雙調，九十五字，平韻（宋代也有用仄聲韻和平仄混用的）。相傳隋炀帝開汴河自制《水調

調歌》，唐人演爲大曲， “歌頭”就是大曲中的開頭部分。壬子：指紹熙三年（1192年）。陳端仁：即陳岘，字端仁，閩縣人。紹興二十七年進士。曾先後任平江守、兩浙轉運判官、福建市舶。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。給事，給事中，官名。爲門下省。宋制，門下省的給事中有四人，掌管：侍從規谏，掌讀中外出納，日編章奏目錄以進，駁正政令失當，考其稽違而糾正之。（見《宋史·職官志》門下省條）長恨複長恨二句：長恨，即《長恨歌》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：“天長地久有時進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”《短歌行》，樂府平調曲名。《樂府解題》：“魏武帝‘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。’晉陸機‘置酒高堂，悲來臨觞。’皆言當及時爲樂。”何人爲我楚舞二句：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漢高祖劉幫欲廢呂後的兒子，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玉爲太子，事情沒有成。“戚夫人泣，上曰：‘爲我楚舞，吾爲若楚歌。’”楚狂聲，楚國的狂人接輿的《鳳兮歌》。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，歌：“鳳兮！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”（見《論語·微子篇》）餘既滋蘭九畹三句：《離騷》：“餘既滋蘭 之九畹，又樹蕙之百畝”“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門外滄浪

水二句：《孟子·離屢篇》：“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，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纓，絲帶子。這兩句的意思是：對清水、濁水态度要明确，不要然然可可。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。毫發常重泰山輕：這是說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颠倒了。悲莫悲生離别三句：屈原《楚辭·九歌·少司命》：“悲莫悲兮生離别，樂莫樂兮新相識。”這裏是對陳端仁說的。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。富貴非吾事二句：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：“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”

　　辛棄疾的這首《水調歌頭》，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别之作。

　　此詞上片分兩層，前兩韻是第一層，直接抒寫詩人的“長恨”和“有恨無人省”的感慨。作者直接以“長恨複長恨，裁作短歌行”句開篇，乍看似覺突兀；其實稍加思索，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。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，戰亂不息，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，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複，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，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。這對于一個志在恢複的愛國者來說，不能不爲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。如此“長恨”，在“飲餞席上”難以盡言，所以詞人隻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，把它“裁作短歌行”。“短歌行”，原是古樂府《平調曲》名，多用作飲

宴席上的歌辭。詞人信手拈來，融入句中，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。“長恨”而“短歌”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，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緻。“何人爲我楚舞，聽我楚狂聲”一句，合用了兩個典故。據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載，漢高祖劉邦“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”，由于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，此事隻好作罷，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，劉邦對她說：“爲我楚舞，吾爲若楚歌。”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、無可奈何的心情。又《論語·微子篇》載，楚國隐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于從政，疲于奔走，《論語》因稱接輿爲“楚狂”。辛棄疾在這裏運用這兩個典故，目的是爲了抒發他雖有滿腔“長恨”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，一個“狂”字，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、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。從遣詞造句看，這一韻還妙在用“何人”呼起，以反诘語氣出之，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；而“爲我楚舞”，“聽我楚狂聲”，反複詠言，又造成一種一唱三歎，回腸蕩氣的藝術效果。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，緊接着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：“餘既滋蘭九畹，又樹蕙之百畝，秋菊更餐英。”一韻三句，均用屈原《離騷》詩句。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，隻是“蘭”字後少一“之”字，“畹”字後少一

“兮”字。“餐英”句則從原句“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概括而來。蘭、蕙都是香草，“滋蘭”、“樹蕙”，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。而“飲露”、“餐英”，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。作者在這裏引用屈原詩句，并用“滋蘭”、“樹蕙”之詞，顯然是爲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。屈原在忠而被謗、賢而見逐的情況下，仍然堅定地持其“内美”和“修能”，執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，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，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，依然不變報國之志，表明自己決不肯随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，沆瀣一氣。“門外滄浪水，可以濯吾纓”一句，仍承前韻詞意，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。這裏又用一典。《楚辭·漁父》中說，屈原被放逐，“遊于江潭”，“形容枯槁”，漁父問他爲什麽到了這種地步，屈原說：“舉世皆濁我獨清，衆人皆醉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”漁父勸他“與世推移”，不要“深思高舉”，自讨其苦。屈原說：“甯赴湘流，葬于江魚之腹”，也不肯“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”。漁父聽後，一邊搖船而去，一邊唱道：“滄浪之水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意思是勸屈原要善于審時度勢，采取從時随俗的處世态度

。詞人化用此典，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。

　　下片頭三句“一杯酒，問何似，身後名？”遙應篇首，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，情緒又轉入激昂。據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載，西晉張翰（字季鷹），爲人“縱任不拘”，有人問他：“卿乃可縱适一時，獨不爲身後名耶？”他說：“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即時一杯酒。”詞人用張翰的典故，乃是牢騷之氣。

　　他的抗金複國理想難以實現，志業難遂，還要那“身後”的虛名幹什麽！詞人爲什麽會發此牢騷呢？辛棄疾接着寫：“人間萬事，毫發常重泰輕。”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，道出“長恨複長恨”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爲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，是非不分，置危亡于不顧，而一味地苟且偷安。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。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，通過寫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，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。前三句寫惜别，用屈原《九歌》點明恨别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，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，彼此都不忍離别之情。“富貴非吾事，歸與白鷗盟”一句，又引用兩個典故。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雲：“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”陶淵明生于東晉末葉，社會動亂，政治黑暗，而他本人又“質性自然”（《

歸去來兮辭序》），“不慕榮利”（《五柳先生傳》），因有是辭。這裏詞人引用陶詩，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并不是追求個人榮利，并且也不想在那裏久留，以表明自己的心迹。“歸與白鷗盟”，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。據《列子·黃帝篇》載，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，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遊處，後遂以與鷗鳥爲友比喻浮家泛宅、出沒雲水間的隐居生活。在這裏，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爲友，一方面表明自己甯可退歸林下，也不屑與投降派爲伍，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。

　　與一般的離别之詞不同，辛棄疾的這首《水調歌頭》，雖是答别之詞，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。通觀此篇，它答别而不怨别，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，而一無凄楚或哀怨。詞中的聲情，時而激越，時而平靜，時而急促，時而沉穩，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郁的藝術情緻。此外，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，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，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，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。

　　辛棄疾于宋光宗紹熙三年（1192年）初，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。是年冬天，被宋光宗趙淳召見，由三山（今福建福州）赴臨安。雖然新年将到，也隻得立即起程，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岘（字端仁）爲他設宴餞行。在陳端仁爲

他餞行的宴會上，寫了這首詞。

辛棄疾（1140－1207），南宋詞人。原字坦夫，改字幼安，别號稼軒，漢族，曆城（今山東濟南）人。出生時，中原已爲金兵所占。21歲參加抗金義軍，不久歸南宋。曆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浙東安撫使等職。一生力主抗金。曾上《美芹十論》與《九議》，條陳戰守之策。其詞抒寫力圖恢複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，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，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；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。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，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。由于辛棄疾的抗金主張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，後被彈劾落職，退隐江西帶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