描写放风筝的文章，真实与虚构之间：鲁迅《风筝》解读

魯迅在《風筝》一文中講述了“我”破壞弟弟風筝，多年後又悔過的故事。遺憾的是雖然“我”後來意識到“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，玩具是兒童的天使”，弟弟卻對此事毫無印象，因爲弟弟“全然忘卻，毫無怨恨”，故而“我”無從得到原諒和寬恕。故事以“我”悲哀的思緒引入，又以沉痛的自省結尾，是“兒童的發現”的代表作品。
《風筝》創作于1925年，其實早在六年之前，也就是1919年，魯迅就曾在《我的兄弟》一文中講述過類似的故事。《我的兄弟》全文如下：。
我是不喜歡放風筝的，我的一個小兄弟是喜歡放風筝的。
我的父親死去之後。家裏沒有錢了。我的兄弟無論怎麽熱心，也得不到一個風筝了。
一天午後。我走到一間從來不用的屋子裏，看見我的兄弟，正躲在裏面糊風筝，有幾支竹絲，是自己削的，幾張皮紙，是自己買的，有四個風輪，已經糊好了。
我是不喜歡放風筝的，也最讨厭他放風筝，我便生氣，踏碎了風輪，拆了竹絲，将紙也撕了。
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，悄然的在廊下坐着，以後怎樣，我那時沒有理會，都不知道了。
我後來悟到我的錯處。我的兄弟卻将我這錯處全忘了，他總是很要好的叫我“哥哥”。
我很抱歉，将這事說給他聽，他卻連影子都記不起了。他仍是很要好的叫“哥哥”。
阿！我的兄弟。你沒有記得我的錯處，我能請你原諒麽？。
然而還是請你原諒罷！。
魯迅時隔六年重新書寫同一件小事，兩者有何差别呢？錢理群在《對比解讀魯迅先生我的兄弟和風筝》一文中，對這兩篇文章進行對讀指出，《風筝》相比于《我的兄弟》，多了“回憶的套子”，以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風筝引入，帶着“驚異與悲哀”的情緒回顧往事，在故事的結尾，又回到這種“無可把握的悲哀”之中，改單純的客觀叙述變成籠罩在主觀情緒下的動情回憶，這是本文最大的特點。此外，《風筝》的描寫更加生動、細緻、完整，自省也更加深刻、沉痛、複雜。反複強調自己“精神的虐殺”無法彌補，更可見自我剖析之深。最後，《風筝》的結尾處，作者感歎“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嚴冬，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。”錢理群先生認爲，雪和冬季代表了魯迅直面過錯的自覺和勇氣，使得文章提升了高度。
的确，《風筝》似乎是《我的兄弟》的修改版本，但改寫後的高度與原作不可同日而語。後世對《風筝》的解讀主要突出兩點，一是“兒童的發現”，《風筝》中的那句“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，玩具是兒童的天使”被當做主旨來理解；另一點就是魯迅的負罪感，以及對罪的認定、承擔，對贖罪可能性的質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點在原文中也都存在，但尚不夠明确的，《我的兄弟》并沒有言明“我”錯在何處，也沒有那麽決絕地強調“我”無法被原諒。這兩點都是在反複書寫中被強化的。
那麽，這件被魯迅反複講述的故事是不是真實發生過的呢？文中的小兄弟，也就是周建人曾有這樣的一段解釋：“魯迅有時候，會把一件事特别強調起來，或者故意說着玩，例如他所寫的關于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筝和放風筝的文章就是這樣。實際上，他沒有那麽反對得厲害，他自己的确不放風筝，可是并不嚴厲地反對别人放風筝。”喬峰《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》），二弟周作人也說：“他不愛放風筝，這大抵是事實”，但魯迅寫折毀風筝等事“乃屬于詩的部分，是創造出來的”。周作人《魯迅與〈弟兄〉》由此可見，我們不能把文中的“我”與魯迅完全等同，反對放風筝的故事也未曾真實發生過。魯迅把“我”塑造成這樣一個殘暴的長兄的形象，是要強調“我”對兒童的“精神的虐殺”的嚴重性。“我”雖然并非真實的魯迅，但何嘗不是真實的中國家長們的原型。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裁決兒童們的行爲，是長者本位的。這種對長者本位家庭模式的反思，正是魯迅一輩所做出的的不懈努力。
值得玩味的是，《風筝》原文中提到小兄弟“那時大概十歲内外”，既然文中哥哥與小兄弟的原型是魯迅和周建人，我們可以根據現實中兄弟倆的年齡差推算（周樹人出生于1881年，周建人出生于1888年），《風筝》中撕毀弟弟心愛玩具時的“我”也才十七歲左右，尚未成年。然而“我”和弟弟的關系卻更像長輩和晚輩，毫無兄弟溫情。可見當時作爲哥哥的“我”雖然也還是孩子，但卻已經進入到嚴格的長幼等級中，以父兄自居，對弟弟的年幼天真毫無理解與尊重。這讓人聯想到《狂人日記》中，也有一對兄弟，相比于《風筝》中兄弟的“害與被害”，《狂人日記》中的兄弟關系則是“吃與被吃”。狂人哭訴的那句“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合夥吃我呢？還是曆來慣了，不以爲非呢？還是喪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”如此看來，這段控訴何嘗不适用于《風筝》中的兄弟呢？“我”也曾經是孩子，爲何面對兒童，毫無同情與理解呢？“我”也許也曾身處弟弟的境遇，爲何輪到自己做長輩時依然這般無情呢？那“吃人”的可怕循環，在每一對兄弟的身上重現。
比較《我的兄弟》與《風筝》兩篇，有一關鍵情節是一緻的，那就是弟弟對此事的“忘卻”。在《我的兄弟》中，弟弟依然“很要好地叫‘哥哥’”，在《風筝》中，弟弟“就像旁聽着别人的故事一樣。他什麽也不記得了”。正是由于弟弟的忘卻，“我”的過錯才無法彌補，也更能說明傳統家庭對兒童的戕害已經成爲自然。或許施害者與受害者自己都未意識到這是一種傷害，兒童漫長的成長中，不知遭遇過多少次這樣的不被記得的傷害，它們可能永遠得不到道歉和彌補，甚至不被記得，但傷害确實發生過，就一定有人受傷。姚丹在《魯迅的兒童本位觀和文化原罪感》的結尾處這樣寫道：被吃者和吃人者都處于不自覺狀态中。當“我”已經意識到了“我”當初行爲的虐殺性時，被虐殺者卻毫無痛苦，曆史之錯從何處去改正?因此，《風筝》文末“我”的悲哀，并不僅僅是個人沒有求得寬恕的“難過”，而更是對曆史中“精神虐殺”事件的無影無蹤，不得求證，也就無所謂改過的悲哀。在這裏我們大膽再進一步追問，周建人回憶稱，魯迅破壞風筝并未發生過，不是恰巧和故事中弟弟的反應一樣嗎？有沒有可能是周建人真的忘記了這次傷害呢？真相我們不得而知，風筝的故事也在真實與虛構之中不斷搖擺躲閃，也許隻有“忘卻”才能将二者平衡，也隻有“忘卻”才能突顯“傷害”。在《狂人日記》中，當狂人意識到自己的哥哥也參與了吃人時，這樣感歎道：“吃人的是我哥哥！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”在文章結尾，狂人自省，或許“我未必無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，現在也輪到我自己……”由此人們看到魯迅思想中的原罪意識與忏悔精神，《風筝》中的弟弟是否也如狂人一樣，攜帶着“吃人”的基因，在無意中也曾吃過人？。
此外，我們不難理解，弟弟“忘卻”這一情節的設置，也是作者對自己的無情與鞭笞。這是頗具魯迅風格的“永不原諒”，絲毫不給自己被原諒、被寬恕的機會。“現在，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，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，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嚴冬，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。”據錢理群先生的解讀，這嚴冬是一種“敢于正視現實生活的嚴峻，并在痛苦的反抗、掙紮中獲得生命價值的冷峻的情感和人生态度”，是如同散文《雪》中描寫的北方嚴冬一樣的境地，是一種決絕的情感取向。作爲《野草》中的一篇，《風筝》情節簡單、平白易懂，似乎與其他文章風格不符，但如此細細讀來，理解文章背後的沉重和深刻，确有“野草”的某種印記。這肅殺的結尾和決絕的态度，是與“野草”一脈相承的。把《風筝》放回《野草》這本集子裏去理解，也許會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這篇文章的獨特性和連續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