弄儿床前戏，看妇机中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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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首詩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與坎坷。和《拟行路難·瀉水置平地》相比，表現形式上純用賦體，抒述情懷似亦更爲直切。

　　全詩分三層。前四句集中寫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憤心情。一上來先刻畫憤激的神态，從“不能食”、“拔劍擊柱”、“長歎息”這樣三個緊相連結的行爲動作中，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憤懑不平。詩篇這一開頭劈空而來，猶如巨石投江，轟地激起百丈波瀾，一下子抓住了讀者的關注。接着便叙說憤激的内容，從“蹀躞”、“垂羽翼”的形象化比喻中，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縛下有志難伸、有懷難展的處境。再聯想到生命短促、歲月不居，更叫人心焦神躁，急迫難忍。整個心情的表達，都采取十分亢奮的語調；反問句式的運用，也加強了語言的感情色彩。

　　中間六句是個轉折。退一步着想，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爲，不如丢開自己的志向，罷官回家休息，還得與親人朝夕團聚，共叙天倫之樂。于是适當鋪寫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場景，雖則寥寥幾筆，卻見得情趣盎然，跟前述官場生活的苦厄與不自由，構成了強烈的反差。當然，這裏寫的不必盡是事實，也可能爲詩人想象之辭。如果根據這幾句話，徑自考斷此詩作于詩人三十來歲一度辭官之時，不免過于拘泥。

　　然而，閑居家園畢竟是不得已的做法，并不符合作者一貫企求伸展抱負的本意，自亦不可能真正解決其思想上的矛盾。故而結末兩句又由甯靜的家庭生活的叙寫，一躍而爲牢騷愁怨的迸發。這兩句詩表面上引證古聖賢的貧賤以自嘲自解，實質上是将個人的失意擴大、深化到整個曆史的層面——懷才不遇并非個别人的現象，而是自古皆然，連大聖大賢在所不免，這足以證明現實生活本身的不合理。于是詩篇的主旨便由抒寫個人失意情懷，提升到了揭發、控訴時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，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升華。還可注意的是，詩篇終了用“孤且直”三個字，具體點明了像作者一類的志士才人坎坷凜冽、抱恨終身的社會根源。所謂“孤”，就是指的“孤門細族”（亦稱“寒門庶族”），這是跟當時占統治地位的“世家大族”相對講的一個社會階層。六朝門閥制度盛行，世族壟斷政權，寒門士子很少有仕進升遷的機會。鮑照出身孤寒，又以“直”道相标榜，自然爲世所不容了。鍾嵘《詩品》慨歎其“才秀人微，故取湮當代”，是完全有根據的。他的詩裏不時迸響着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抗争與哀歎之音，也不難于此得到解答。

　　前面說過，同爲詩人抗議人生的哀歌，此詩較之《拟行路難·瀉水置平地》的正言若反、半吐半吞，寫法上要直露得多，但此詩也并非一瀉到底。起調的高亢，轉爲中間的平和，再翻出結語的峭拔，照樣是有張有弛，波瀾頓挫。音節安排上由開首時七言長調爲主，過渡到中間行雲流水式的五言短句，而繼以奇峰突出的兩個長句作收煞，其節奏的高下抗墜也正相應于情感旋律的變化。所以兩首雜言體樂府仍有許多共同之處。再進一步，拿這兩首感憤言志之作，來同前面那些借思婦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較，風格上又有不少異同。前詩婉曲達意，這裏直抒胸臆；前詩節拍舒徐，這裏律動緊促；前詩情辭華美，這裏文氣樸拙——随物賦形，各有勝境。不過無論哪一類題材，都能顯現出作者特有的那種奇思煥發、筆力健勁的色調，這正是鮑照詩歌最能打動人心的所在。《南史》本傳用“遒麗”二字評論他的樂府創作，後來杜甫也以“俊逸”概括其詩風，其實“俊”和“麗”還隻标示出它的體貌，“逸”和“遒”才真正攝得它的神理。從鮑照的“俊逸”到李白的“飄逸”，是有着一脈相承的關系的。

鮑照(412?-466)字明遠，東海(今江蘇省漣水縣北)人。出身貧寒。因向宋臨川王劉義慶獻詩而受到賞識，被任爲國侍郎。文帝時遷中書舍人。臨海王子項鎮荊州，鮑照又任前軍參軍，所以世稱鮑參軍。後臨海王謀反，鮑照死于亂軍之中。他生活在南北中國分裂，門閥士族當權的時代，一生關心國家命運，對劉宋王朝的政治深爲不滿。但由于「家世貧賤」而在宦途上飽受壓抑。鮑照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詩人。他的詩歌思想内容較豐富，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。有些詩直接反映了人民在戰亂和徭役壓迫下的痛苦生活，表達了作者要求保衛國家的熱烈願望，和對士族門閥的揭露和憤怒抗議。但也有的作品流露了樂天安命、及時行樂的消極思想和感傷情緒。鮑照的七言詩和雜言樂府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傳統又有所發展，具有感情慷慨奔放，詞采新奇豐盛，音節激昂頓挫的特點。尤其是他的七言詩，對于當時詩體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說他「發言驚挺，操調險危」，這種獨特的浪漫主義風格對于唐代詩人産生過重要影響。今傳《鮑參軍集》十卷。詩集的注本有黃節《鮑參軍詩注》較完善。

鮑照創作以詩爲主，今存204首。《拟行路難》18首，表現了爲國建功立業的願望、對門閥社會的不滿、懷才不遇的痛苦、報國無門的忿懑和理想幻滅的悲哀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貧寒士人的生活狀況。少部分詩描寫了邊塞戰争和征戍生活，爲唐代邊塞詩的萌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