枣亦在其间，如嫫对西子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
出自唐代白居易的《杏園中棗樹》

　　“人言百果中，唯棗凡且鄙，皮皴似龜手，葉小如鼠耳。”一開始，詩人似乎隻是客觀地陳述了當時人們對棗樹的普遍看法：“在各種果樹中，唯有棗樹平凡而又低賤，原因是它樹皮裂，像凍裂的手，樹葉細小，像老鼠的耳朵。”詩人以“龜手”的醜陋，鼠耳的猥瑣來刻畫棗樹，描繪得很真實，也很形象，仿佛意在突出它的“凡”和“鄙”，引起讀者對它的厭惡。前面冠以“人言”，就顯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懷疑。

　　詩人巧妙地利用了讀者的這種模糊的感覺，爲最後的急轉直下，憑空出奇作好了鋪墊。

　　“胡爲不自知，生花此園裏，豈宜遇攀玩，幸免遭傷毀。”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遞進和展開。詩人先以一種指斥和嘲諷的口吻批評棗樹“怎麽這樣沒有自知之明，在這杏園中開花呢？”唐代科舉習俗，新中的進士都要到杏園設宴遊玩。園内佳木雲集，景色

色秀麗。因此詩人嘲弄它不該到此争芳鬥豔，以贻笑大方。詩人在這裏抒發了自己心中憤激的感情。那些氣焰炙人的達官顯要，專橫跋扈，目中無人，外表雍容華貴，内心卻空虛肮髒。詩人踯躅其中，不免有力單勢孤之感，同時更有對這些人的深深的蔑視。這裏的嘲諷是一種清晰的反嘲。接着，詩人筆鋒一轉，又對棗樹進行安慰：“哪裏适宜人們攀折賞玩，不過也幸而免遭傷害毀壞。”詩人對棗樹孤獨寂寞不受賞識的際遇表達了自己的同情，憤激之餘，借道家“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”的消極思想以自慰。

　　詩人在《雲居寺孤桐》中表達了類似的思想：“直從萌芽拔，高自毫末始，四面無附枝，中心有通理。言寄立身者，孤直當如此。”詩人後期避禍全身，大約和這種思想是有一定關系的。

　　“二月曲江頭，雜英紅旖旎；棗亦在其間，如嫫對西子。”曲江即曲江池，在長安城東南，是唐代著名的風景遊覽區，與杏園相距不遠。詩人将讀者引出杏園，拓寬視野，在更大的範圍上進行比較，以加深主題。“早春二月，曲江池畔，百樹生花，風光旖旎，棗樹孤立其間，猶如嫫母和西施相對而立。”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爲醜、美兩極的象征。詩人把棗樹置于婀娜多姿、争芳鬥豔的二月春樹的環繞中，更加襯托出了它的醜陋

、卑瑣，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。這是繼開頭的貶抑後的進一步的渲染，通過鮮明的對比形成強烈的藝術效果。同時，它也引起讀者的翩翩聯想，在陽光明媚、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，一個衣衫褴褛，形容猥瑣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華麗、神采飛揚、笑語喧騰的才子仕女中間，那是很奇特的一種場面。以上是這首詩的第一部分，它通過議論、反問、對比等手法，突出棗樹的平凡、低賤、醜陋。

　　“東風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巳。眼見欲合抱，得盡生生理。”如果說此前詩人對棗樹的同情還隐約閃現在對棗樹的貶抑中，那麽，從這裏一開始，詩人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自己對它的喜愛之情：“東風卻誰也不嫌棄，不停地吹拂讓它生生不息，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樹，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。”詩人的語氣盡管十分平淡，感情色彩也很淡薄，但卻含着一種傲然自愛之氣。無論人們的鄙視，嘲弄，棗樹不會枯萎，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自然之性，它頑強地生長，在沉默和孤寂中壯大，以旺盛的生命力抗擊着與它對立的世界。

　　“寄言遊春客，乞君一回視。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；君求悅目豔，不敢争桃李；君若作大車，輪軸材須此。”這裏形容溫柔婉順的媚态。在白居易的詩中，繞指柔多用于貶意，以諷刺那些苟合曲從的小人。

如在《李都慰古劍》一詩有：“至寶有本性，精剛無與俦，可使寸寸折，不能繞指柔。”詩人說：“遊春的人們，請你們回頭看一眼：假如你們喜愛柔順的媚态，請你們去觀賞柳樹杞樹，假如你們追求悅目嬌豔，那麽沒有什麽能比得上桃樹李樹，如果你們要制作大車，作輪軸的卻必須是棗樹的樹幹。”在這裏，詩人使用排比句式，語氣促迫，一改前文那種舒緩的節奏。詩人先柳杞後桃李，将人的視線引開，然後陡然一轉，如飛瀑直下，驚心動魄，點出全詩的主題。

　　既出人之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。讀者驚歎之餘，又反思前文，頓悟柔順的柳杞，嬌豔的桃李，實在是徒具外表，不足大用，而外平凡卻質地堅密。棗樹才是真正能擔負重任的偉材。

　　與白居易的衆多詠物詩一樣，這首詩也蘊含深刻的寓意，或在感歎身世，或在哀憐同道，或指諷權貴閥閱，或存心帝王回顧，或在演繹詩人對人生的觀察，或兼而有之。就詩歌自身的内容來看，它主要抒發一種對人們屈沒賢材，争逐虛名的不滿與憤慨，并勸谕執政者能明察賢愚，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輪軸之材，肩負起治國的重任。這是一首哲理詩。棗樹平凡鄙陋，其身多刺，其貌不揚。它生在繁花似錦的杏園中，更令遊春之客鄙棄。詩人的價值觀卻與衆不同，認爲棗樹雖然不如

柳杞柔可繞指，不如桃李賞心悅目，但“君若作大車，輪軸材須此。”對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評。

　　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是十分成功的。從總的結構上看，詩歌采用了先抑後揚、欲取先與的寫法，即所謂“卒章顯志”。這種結構在諷谕詩中多有使用。其次是采用對比手法。全詩不僅有同物的對比，如柳杞桃李與棗樹的對比，嫫母與西施的對比，也有物與景的對比，如棗樹與杏園的秀麗、與曲江池的旖旎風光的對比，也有自身的對比，如棗樹外貌的醜陋與内在秀美的對比。通過對比，棗樹的形象變得更加突出鮮明，産生了很好的藝術效果。在語言上，這首詩除了具有平淡淺易的特色外，還具有用字精确、刻畫細緻等特點。

　　元和二年（807年）白居易由盩厔縣尉遷翰林學士。次年五月，授左拾遺。一時間，詩人似乎仕途通達，春風得意。于是他勉力于“有阙必谏，有違必陳”。以至任職一月，既“谏紙忽滿箱。”然而，他的直言敢谏，并不被統治者所欣賞。因此，他常常感到苦悶和孤寂。這首詩大約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寫出的。

白居易（772年－846年），字樂天，號香山居士，又號醉吟先生，祖籍太原，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，生于河南新鄭。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，唐代三大詩人之一。白居易與

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，世稱“元白”，與劉禹錫并稱“劉白”。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，形式多樣，語言平易通俗，有“詩魔”和“詩王”之稱。官至翰林學士、左贊善大夫。公元846年，白居易在洛陽逝世，葬于香山。有《白氏長慶集》傳世，代表詩作有《長恨歌》、《賣炭翁》、《琵琶行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