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有贫者，为瑞不宜多。全诗译文及注释赏析

出自唐代羅隐的《雪》

　　題目是“雪”，詩卻非詠雪，而是發了一通雪是否瑞兆的議論。絕句長于抒情而拙于議論，五絕篇幅極狹，尤忌議論。作者偏用其短，看來是有意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。　

　　瑞雪兆豐年。辛勤勞動的農民看到飄飄瑞雪而産生豐年的聯想與期望，是很自然的。但眼下是在繁華的帝都長安，這“盡道豐年瑞”的聲音就頗值得深思。“盡道”二字，語含譏諷。聯系下文，可以揣知“盡道豐年瑞”者是和“貧者”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們。這些安居深院華屋、身襲蒙茸皮裘的達官顯宦、富商大賈，在酒酣飯飽、圍爐取暖、觀賞一天風雪的時候，正異口同聲地大發瑞雪兆豐年的議論，他們也許會自命是悲天憫人、關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！　

　　正因爲是此輩“盡道豐年瑞”，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問：“豐年事若何？”即使真的豐年，情況又怎樣呢？這是反問，沒有作答，也無須作答。“盡道豐年瑞”者自己心裏清楚。唐代末葉，苛重的賦稅和高額地租剝削，使農民無論豐歉都處于同樣悲慘的境地。“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粜新谷”，“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”，“山前有熟稻，紫穗襲人香。細獲又精舂，粒粒如玉珰。持之納于官，私室無倉箱

箱”。這些詩句對“事若何”作出了明确的回答。但在這首詩裏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藝術力量。它好象當頭一悶棍，打得那些“盡道豐年瑞”者啞口無言。　

　　三、四兩句不是順着“豐年事若何”進一步抒感慨、發議論，而是回到開頭提出的雪是否爲瑞的問題上來。因爲作者寫這首詩的主要目的，并不是抒寫對貧者雖處豐年仍不免凍餒的同情，而是向那些高談豐年瑞者投一匕首。“長安有貧者，爲瑞不宜多。”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這些人：當你們享受着山珍海味，在高樓大廈中高談瑞雪兆豐年時，恐怕早就忘記了這帝都長安有許許多多食不果腹、衣不蔽體、露宿街頭的“貧者”。他們盼不到“豐年瑞”所帶來的好處，卻會被你們所津津樂道的“豐年瑞”所凍死。一夜風雪，明日長安街頭會出現多少“凍死骨”啊！“爲瑞不宜多”，仿佛輕描淡寫，略作诙諧幽默之語，實際上這裏面蘊含着深沉的憤怒和熾烈的感情。平緩從容的語調和犀利透骨的揭露，冷隽的諷刺和深沉的憤怒在這裏被和諧地結合起來了。

　　雪究竟是瑞兆，還是災難，離開一定的前提條件，是很難辯論清楚的，何況這根本不是詩的任務。詩人無意進行這樣一場辯論。他感到憎惡和憤慨的是，那些飽暖無憂的達官貴人們，本與貧者沒有任何共同感受、

共同語言，卻偏偏要裝出一副對豐年最關心、對貧者最關切的面孔，因而他抓住“豐年瑞”這個話題，巧妙地作了一點反面文章，扯下了那些“仁者”的假面具，讓他們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　　詩裏沒有直接出現畫面，也沒有任何形象的描繪。但讀完了全詩，詩人自已的形象卻鮮明可觸。這是因爲，詩中那些看來缺乏形象性的議論，不僅飽含着詩人的憎惡、蔑視、憤激之情，而且處處顯示出詩人幽默诙諧、憤世疾俗的性格。從這裏可以看出，對詩歌的形象性是不宜作過分偏狹的理解的。

羅隐（833-909），字昭谏，新城（今浙江富陽市新登鎮）人，唐代詩人。生于公元833年（太和七年），大中十三年（公元859年）底至京師，應進士試，曆七年不第。鹹通八年（公元867年）乃自編其文爲《讒書》，益爲統治階級所憎惡，所以羅衮贈詩說：“讒書雖勝一名休”。後來又斷斷續續考了幾年，總共考了十多次，自稱“十二三年就試期”，最終還是铩羽而歸，史稱“十上不第”。黃巢起義後，避亂隐居九華山，光啓三年（公元887年），55歲時歸鄉依吳越王錢镠，曆任錢塘令、司勳郎中、給事中等職。公元909年（五代後梁開平三年）去世，享年77歲。